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共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万维读者陈翰圣来稿（原题：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第一次听到凯恩斯的名字及读到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是“文革”时期。那时我年少失学，待业沪上。虽然青春时光，但是境遇狼狈。举目四顾，黑夜沉沉；翘首遥望，前程茫茫。有时思前想后，难免愤愤不平地、相当幼稚地将社会弊病和个人遭遇，统统归咎于当时“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与我同样心怀不满、且同样不懂经济学的朋友，一日突然相告：西方有位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家驳倒了马克思！我闻言怦然心动，情驰神往。所以，当我费尽周折，最终借到一本凯恩斯的《通论》时，一阵“反革命”窃喜，涌上心头 （1）。

三十二年，弹指一挥。中国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凯恩斯《通论》中有关“有效需求”、“赤字财政”的论述，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三十二年的岁月，却无法抹去《通论》最后一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在凯恩斯题为“通论导致的社会哲学”这章中，最被人广为引用的名言，要算那句：“经济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远比人们估计的影响深远。其实，真正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2）。然而，在这些统治世界的“思想”中， 究竟哪些细节拨人心弦、使人顿悟、激起一辈子的共鸣，却可能因时因地因读者而异。对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文革”待业青年来说，当时真正令我心动使我折服，以至三十二年而不能忘却的，是包含了下面两层意思的一段话。

在第一层意思中，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只要存在发财的可能，就不仅能刺激人们从事有价值的活动，而且能减轻人性中其它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人就会追逐权力。与其让某些人成为统治人民的暴君，不如让他们成为统治自己银行存款的富豪。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制度，正是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市井喧嚣声中，为人性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红尘滚滚的舞台，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宣泄渠道。

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是：虽然我们需要一个允许人们追逐金钱的制度，但追逐的金额不能过高；虽然我们需要追逐金钱的游戏，但游戏结果导致的利害得失 (stake) 却要尽量降低。换句话说，虽然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赌场，但赌注却要减小。赌注大小是习惯，而习惯则可以引导和培养。当人们习惯后，小赌注照样能保持和刺激游戏的兴趣，却不会产生大赌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3）。 亚当 · 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庞大赌场。但赌注大小，却有赖于人为设计。

邓小平的改革，做到了凯恩斯上述第一层意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石破天惊地在世界的东方，一夜间耸立起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赌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铁腕领导下，短短十几年间，中国人民在这个赌场中，展现出惊人的潜力，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式的“追逐金钱”游戏，不仅创造了经济繁荣，而且创造了政治稳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两位数年增长，之所以能在没有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环境中实现，“赌场”和“游戏”功不可没。

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评论中国当前的繁荣和稳定时，普遍地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典型错误。即他们把两者的“相关”关系 (correlated) ，误解成了“因果”关系 (causal) ，而忽视了两者同是第三个变数 (a third variable) ，即“赌场”和“游戏”的产物和结果。基于这种误解，他们常常杞人忧天地预测中国下一轮的“动乱”。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当前的统治合法性 (legitimacy)， 主要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上。 因此，经济增长的减速，就意味着街头抗议的开始。他们完全忽视了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背后，存在着一股共同的强大力量，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赌场”和全民参与的拜金“游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没有促进“稳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稳定”的不利因素（4）。真正在中国促进“稳定”的，除了其他原因外，是“赌场”和“游戏”造成的人们心理的改变。资本主义的“赌场”和追逐金钱的“游戏”，在过去十多年间，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价值标准。在毛泽东时代，什么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最高梦想？是政治上的高升。这种梦想和封建时代相差无几，尽管一个表现为“金榜题名”，一个表现为“入党提干”，但其终极目标，都是入朝做官。因此，当年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成功的典型。他们当年的地位和产生的社会效应，和比尔 · 盖茨在今天中国年青一代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不相上下。

当我“文革”读凯恩斯时，耳畔经常萦绕的，是收音机里播送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以及那后面一遍遍重复的中央委员们的名单。这些名字，每个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犹如今天的歌星、影星、球星一般。但和影视明星不同的是，这些名字不仅耀眼，而且威严。听着它们，你会感到金銮宝殿的存在。他们那么遥不可及，却又那么近在咫尺。这是一种什麽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今天的中国，似乎已与这种政治文化相隔了几个世纪。今天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中共中央有多少委员，姓啥名谁？今天，与跨国公司和富比士中国排行榜相比，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显得多么落伍，多么苍白。这种老百姓价值标准和政治心理的变化是好是坏，可以见仁见智。但毕竟一个王洪文倒下去，千百个周正毅站起来。周正毅是否比王洪文更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周正毅能有“千百个”，而王洪文只能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周正毅比王洪文离“富豪”更近，却离“暴君”更远。正是这种千百个周正毅取代一个王洪文的历史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非政治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伟大进步。而后者才是促进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5）。

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做到上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不仅没有做到，而且在无意中反其道而行之，将凯恩斯欲加避免的状况推到了极端。邓小平是革命家。虽然在其晚年通过“改革开放”，他实际上在中国实行了社会改良；通过“四项基本原则”，他实际上在中国反对并制止了革命。但终其一生，邓小平都没能真正摆脱从少年时代便投身其中的那场革命对他的影响。因而，从总体上讲，邓小平始终是一位自觉的革命家、政治家，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革命家本色，在其晚年也时有流露。譬如，他提倡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他讲过“反围剿都不怕，还怕物价改革吗”之类辞不达意，不知所云的外行话。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家倡导的社会改良，政治家操纵的经济发展。这种固有的矛盾，使邓小平的改革，一方面在客观上把中国逐渐引向远离革命的彼岸，另一方面却又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的缺陷和痕迹。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高屋建瓴，胸有全局，当机立断，沉着坚定。作为革命家，邓小平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无所顾忌，永往直前。邓小平的这些特点，使他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于瞬间。这些特点，对实现凯恩斯的第一层意思，即从无到有地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赌场，意义重大。但要实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即恰到好处地在赌场中减小赌注，邓小平的这些特点却毫无用处。因为，要实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需要的不是勇气和无畏，而是设计和知识；不是意志和魄力，而是细腻和耐性。这里不需要“举重若轻”。恰恰相反，需要的是“举轻若重”。总之，实现凯恩斯第二层意思所需要的一切，恰恰都是邓小平的弱项。

邓小平盖棺定论的正式头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顾名思义，中国官方的意思，自然指邓小平是最好的设计师。当然海外也有人故意唱反调，说邓小平是最坏的设计师。其实两者同样错误。因为邓小平从来不设计，也从来不屑设计，所以根本不是设计师。对“改革开放”，邓小平究竟设计过什么呢？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指示，大多都是英文中所谓 “ad hoc” 式的讲话，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改革初期，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讲过“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这可以看作是决心、是气势，但决不是设计。否则，世界之大，何以偏偏要学香港？港英殖民下的香港，究竟有什么世界之最？若真是“设计”，就要考虑“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的道理。可惜，“君无戏言”，有人偏偏将这当作设计，于是“港气”南来，“港风”北渐，以至广东国语，竟领一时风骚。贻祸后世，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传染上港式“武打”和台式“爱情”的陋习；使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港风港气”，于今为烈，挥之不去（6）。“南巡”途中，邓小平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姓社姓资，不许争论”。这可看作铁嘴定案、军令如山，但不能看作是设计。若是设计，就要鼓励争论，就要有真理越辩越明的气度。岂可仗势压人，不等对方把话讲完，嘎然中止，宣判定案（7）？“六四”以后，邓小平寄厚望于上海。提出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时不我待急功近利思绪的鼓动下，全国大兴土木，遍地政绩工程。确实，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造房子更能满足“变样”的要求？教书育人不能“一年变样”，清除腐败不会让夜上海华灯齐放。可惜，这种“变样”同样不是设计。如果这也算“设计”的话，那么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岂不成了联合国“科教文”的社会发展典范？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白猫黑猫”加上“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两者，恰恰是“设计”的否定，是“设计”的正向反对。中国政府在万千溢美之词中，偏偏选中“设计师”一词赠予邓小平，实在匪夷所思。其实，对邓小平来说，本有不少赞美之词，可以当之无愧。例如，“改革开放的倡导者”，“精明老练的政治家”等等，都不失为恰当的评价。纵然缺乏想象，因袭守旧，总还有“人才难得，绵里藏针”的遗训。谨从先帝教诲，应也不失中肯。如今，偏偏将一顶“总设计师”的桂冠，强加给从不设计的邓小平，哪壶不开提哪壶，指着和尚骂贼秃，听着就像别有用心的讽刺。

邓小平的不设计，并非纯粹的坏事。邓小平真的搞起设计，恐怕反倒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个性。在中共的领袖圈中，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邓小平“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邓小平高屋建瓴，周恩来精于设计。但“文革”后，如让周恩来主政，他恐怕难以象邓小平那样，在万千头绪中快刀斩乱麻，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的不归之路。因此，要完成凯恩斯的第一层意思，要在中国创建资本主义的赌场，邓小平是远比周恩来合适的人选。

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赌场在中国一经建立，邓小平没有“设计”的缺陷，就日益暴露出来。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搞资本主义而没有设计。就是因为没有设计，而导致赌局的“赌注”太大。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没有活力。而是为了唤起这种活力，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这种自由，心中没有信仰的灵光，身外缺乏法律的框架。中国特色的追逐金钱游戏，不是不够刺激。而是这种刺激的程度，常人无法承受，一旦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商场上的江湖险恶、刀光剑影，都日益向人们表明，在邓小平的赌场里，玩的其实不是输赢，而是身家性命。

中国当前的许多焦点问题，似乎都与“赌注太大”有关。例如“两极分化”，如果在“改革”初期，就能有所“设计”，就能尽量减小“赌注”，那么今天的中国，虽然“分化”依旧难免，“两极”却可能缩小距离（8）。再如“腐败”，虽然减小赌注不能消灭腐败，但也能减轻其程度。至少不会让“警察开妓院，医生卖假药”这类事，发生在“以德治国”的土地上。不会让“教育产业化”这种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在“三个代表”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年头，挂牌上市，择吉开张。

“六四”前，曾有人提倡用“高薪养廉”的办法，杜绝官员腐败。十多年后，官员的薪金翻了几番。但同期，官员的腐败却翻了几十番。以至在任何一本中国的就业指南里，政府公务员都成了炙手可热的职业。为何“高薪”在中国不能“养廉”？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赌注”太大！赌注一大，红尘滚滚，春光无限。外面世界太精彩，就必定有人不甘寂寞，铤而走险。在“一夜暴富”的故事甚嚣尘上的环境里，谁能耐住寂寞，安得清贫？在“国资”可以流失，“国企”能够改姓的现实中，“高薪养廉”无非杯水车薪，扬汤止沸。就是整个国库倾其所有，全部“养廉”，恐怕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头还是落个国企改革“吴邦国（无帮国）”，反腐倡廉“尉健行（未见行）”。

此外，“赌注”太大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输赢双方都不喜欢它。它与“两极分化”不同。“两极分化”只使不幸分成“改革代价”的一极怨恨。而有幸分到“先富起来”那极的，却感到十分满意。它与“腐败”也不同。“腐败”只使腐败的受害者愤懑，而“腐败”的受益者，如从事“教育产业化”的专家，却感到生逢其时，如沐春风。“赌注”太大却不一样，它不仅使输者绝望，还使赢者恐惧。输者绝望，是因为几乎没有翻本的机会。赢者恐惧，是因为输者绝望。赢者的心理，就像一个爬得高而怕摔得重的冒险家，终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举个不精确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十倍，他本可以生活得舒适并且安心。但如果他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一百倍甚至一千倍，他的舒适程度增进有限，但却可能失去安心。因为，任何社会都很难为这种“悬殊”作出道德辩解，每个公民都可能对赢者的“幸运”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两极分化”历来被视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这种分化发生在社会变革和法规不健全的条件下，并完成于相当短的时间内，则加倍糟糕。这不仅因为时间越短，赌注必然越大。而且因为整个分化过程，在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完成，因而在同一代人的记忆中形成强烈反差，格外触目惊心。

其实，赢者往往也是“赌注太大”的受害者。在中国政府每年惩处的“贪官”中，在不时传来的被仇杀的“大款”里，不少其实也是变革时代的牺牲品。他们都是凡人，并非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包含着委屈、无奈和不幸。他们虽然曾是变革的得益者，但他们既不决定变革的方向，更不左右游戏规则的制定。某种意义上，他们其实非常可怜。他们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突如其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大潮中。在既定的时间条件下，在浮躁不安的社会风气中，在别人划定的跑道里，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先富起来”的赛跑，对前方究竟是祸是福，茫然无知。

如果“赌注”不是太大，这些“贪官”“大款”们，也许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如果“赌注”不大，他们也许会三思而行，也许能退步抽身；他们也许会有回旋余地，也许能对命运多些把握。可惜，他们参与的是一场类似革命的改良，变数之多，前程难测；他们加入的是一局不能脱身的豪赌，赌注早已确定，中途不许退场。这种自己无法决定江湖进退的局面，恰恰是当今中国资本主义的险恶所在。正因为“赌注”太大，一旦下海，便无回头之路。不作座上客，便为阶下囚。所以为求自保，只能继续为恶。正像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不会想到持枪拒捕。而一个命案在身的要犯，却只有顽抗到底一样。所以，今天中国的富豪，与比尔 · 盖茨的真正区别，不在于钱的多少，也不在于拥有技术的高低。而在于比尔 · 盖茨的口袋里，不会藏有外国护照，随时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正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类似于革命的社会改良，所以这种改良处处呈现出革命的缺陷和痕迹。当邓小平的改革在完成凯恩斯的第一层意思时，它确实带领中国开始了逐渐远离革命的行程。但是，当邓小平的改革做不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时，在这一行程的时间隧道里，又处处呈现出时光倒流的景象。其实，在任何社会里，只要“赌注”大到一定程度，经济问题都会变成政治问题，经济矛盾就必须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遗憾的是，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利益冲突，正在当今中国的舞台上反复上演（9）。

如果说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变化，可以用“一个王洪文倒下去，千百个周正毅站起来”的比喻加以概括的话。那么，不幸的是，在“赌注”太大的环境中，周正毅身上就会残留王洪文的影子。周正毅的商场，就会更象你死我活的战场。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那么中国的改革，就会真得被邓小平不幸言中，变成了“第二次革命”。今天，周正毅们正在被册封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不是绿林好汉。中产阶级不会动不动“向钱看人生豪迈，大不了重头再来”；中产阶级不会像黑社会老大般勾结权贵，网罗门客；他们更不会随时准备“今为座上客，明作阶下囚”。

中国资本主义的“赌注”之所以太大，关键是对人性缺乏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上误解了人性。毛泽东的“一大二公”，是想有意识地改造人性。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却是在无意中放纵了人性。凯恩斯站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提倡管理人性。所谓凯恩斯的“两层意思”，其实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对人性的认识，就是如何区别“改造人性”和“利用人性”的不同，如何平衡“放纵人性”和“管理人性”的利弊。如何减小中国资本主义的“赌注”，是摆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课题。只有减小“赌注”，才会有“和谐社会”，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新的领导人，不再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手腕。但是他们更需要知识，更需要设计。只有当中国的政治家离革命越来越远，中国的周正毅们，才可能离“丛林”越来越远。对中国期待中的“和平崛起”来说，千万个正人君子的周正毅，会远比夜上海的灯火阑珊和北京城的“奥运” 情结更有意义。

 

注释：

凯恩斯的批判对象并不是马克思。恰恰相反，他的批判对象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只是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同时，顺便从马克思手中拯救了资本主义。所以，我之“文革”读凯恩斯，纯属歪打正着。记得对《通论》的书名，曾颇感失望。什么“货币”、“利息”，犹如商人的账本。哪象罗斯托的《非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见 Walt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没想到“文革”后，作为《世界经济导报》记者，我有缘采访了罗斯托。更没想到，当时作为总理的赵紫阳，居然在讲话中援引了那篇报道。对一个在“文革”中偷看禁书的人来说，这真恍如隔世！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伟大进程的开始，是整个中国社会非政治化过程最初的艰难起步。在这个进程中即将扮演主角的，是“六四”后的全民经商大潮。而与这个进程相反，“六四”时的学生运动和天安门绝食，却是我当年误读凯恩斯、错爱罗斯托的情绪，在年轻一代身上更任性、更勇敢、虽惊天动地却可能注定为最后一次的表达。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83.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74.

如果单纯经济增长就能促进稳定，那就不会有“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更不会有“六四”的学生运动和天安门绝食。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恰恰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间存在线性关系的证伪。

一个社会“梦想”的变化，其实最敏感最生动地体现在年轻女性的择偶标准中。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从“文革”中的政治上要求“党团员”，到如今的“跨国婚姻”、二奶三奶，其间历尽多少世俗冷暖，人间沧桑，难以一一追记。但女性择偶标准的千变万化、峰回路转，纵然水性杨花，毕竟无比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世俗变迁和社会沿革。

记得九十年代回上海，在一家酒店的厕所里，见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神情窘迫而谦卑的站着。初见十分惊讶，后来才知道，他的工作是伺候如厕者洗手，做开水关水及其它杂役。我在美国多年，从未见识过在厕所里，居然能玩出人伺候人的把戏。后经人指点，方知这是香港进口的港式享受。从这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具体含义。跨入本世纪，这种港台式享受，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诸如洗头、踩背、足浴，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几成游客的一道风景线。幸好邓小平没有信口开河，说在内地再造几个“曼谷”。否则，“人妖”表演一定作为人类最先进文化的典型，翩然加入了“三个代表”的庄严行列。

所谓“不争论”，其实是知道自己“姓资”。否则，以当年亲赴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坐镇北京城，督办“九评”雄辩的经历，一定老当益壮，不致临阵怯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确实目光如炬。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评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不能说“一句顶一万句”，但至少一句顶一句，字字是真理。

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相当具备科学的“理性”精神。对平民苦难、人间不公，异常冷静。据他们研究，两极分化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阵痛”。这些经济学家，学问一定极好，因而在“转型”年头，不曾“转” 去“阵痛”一边。或者，他们的学问，本来就为“阵痛”鸣锣喝道，推波助澜，是“阵痛” 的帮凶。现在，他们不仅不“痛”，而且忙于在“阵痛”中收获。用他人的“阵痛”，分娩自己的功名。但是，只要他们的学问及其研究，还不好意思发明“阵痛”必须越痛越好，那么凯恩斯关于“减小赌注”的话，就对他们同样适用。

这种舞台剧，需要话分两头，各表一方。一方面，它在中共上层表现为政治斗争的经济化。现在，对付政敌的有力武器，不再是“走资派”、“自由化”等政治帽子。而是贪污、行贿、渎职等更与“世界接轨”的新罪名。另一方面，它在民间又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政治化。这种表现的特征，就是钱权交易，官匪一家。文中的周正毅们，指的就是后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