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丁来稿: 公仆？公害！

万维网友吴小丁来稿: 按照现代社会的性质和中共的自我标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众的仆人；《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民本位而非官本位。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最为伤心的不堪现实是，社会公仆变质为社会公害，这是人民不能承受之重。公务员腐败，已经成为国家病灶，和最为严重的公器败坏。

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这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更有甚者，还有更大的一座“大山”，其沉重与危害，甚至超过了“新三座大山”的总和，即——中国人民被迫养肥的庞大官僚政权集团——号称人民的公仆。

“新三座大山”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源，在于公仆和公权力的腐败。

同样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别的国家就是政府一套班子，而中国还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委。从中央到基层，所有公仆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局长，还有局党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校长，还有校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师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仅为养活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别国民众两倍以上的负担。
更有“五套班子”、“四大家”——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还有工会、团委、妇联、商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多如群虱……人口密度与我国相当的韩国，乡一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吃财政饭的官员，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30至50名官员。

在入党做官、做官发财的腐败利益驱动下，中共党员人数不断膨胀，仅从1997到2007年，10年间，党员人数，就暴涨了近千万，总数达到7415.3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共和朝鲜、越南、古巴等极少共产专政党，几十年如一日地吞噬财政公款来维持政党运作，把全民财产当做自己的党产和提款机，供私人挥霍；如此“立党为公”与“三个代表”，真是荒唐之极！“政党私营，募捐养党”——是国际惯例与世界通则。各国的民主政党、包括执政党，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三条：党员缴纳的党费和经营党产，第二是向社会募捐，这两条是大头；再以由选票决定的政府拨款为补贴。资产阶级政党的经费一般是比较紧张的，就算执政了照样缺钱；受民主与法制的制约，沾公款很难，不能动用老百姓的钱。新加坡的公共民生建筑豪华气派，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部小楼，却比中国最差的乡政府大楼还要简陋……在繁荣富裕的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甚至没得一辆专用的公车啊……

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披露，中共各级班子1560000多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达72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7415.3万党员的开销。穆正新教授在文章中介绍，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折合人民币80多亿，还不够中共两周的养党费。国民党全部党产加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开销，只相当于中共一个月的养党费用。而国民党党产累积了近百年，美国总统大选经费筹集了四年。中共把老百姓的这么多钱用光，只要一个月；体制性的监守自盗。保守估算，中共一党的养党经费，足够供养全世界所有非共产国家的执政党，还有很大节余……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校、院、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等。养党经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什么说国民党比共产党廉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通过自行募捐、以私产养党，而中共则用公款养党，直接吞噬民脂民膏。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都没有用老百姓的钱来自肥，也没有用老百姓的钱来豢养所谓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这是人民的血泪账啊……“人民政权”吃人民。今天，中国民众身上的税捐负担倒比国民党时期更加沉重。一些老人说，解放初期人们常在私下里嘀咕：国民党千岁（税）！而今天，却是共产党万岁（税）万万岁（税）呀！

按照经济与社会规律，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有限、适度的小政府；政府应当坚守正道，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公权力必须退出市场和微观经济，专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确保国家产权等职能。而中国的政府和官员，却在大肆扩张、权力寻租和自我膨胀；工作低效率，腐败高效率，以至于成为社会公害。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机构的大规模化。公权力大肆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迅速增加和膨胀，虽经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

辽宁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30万人口中有2万人吃“皇粮”。作为地级市的辽宁铁岭，其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是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一点八；而铁岭的“市领导”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有41名之多，从市级党委正、副书记，中共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长及他们的秘书长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协的正、副主席，可谓是名目繁多。中国其他的城市，也和辽宁铁岭相差无几。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余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某40万人口的县级市，城市人口不到25万，一个典型的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套人马。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1000多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晒”出勤单， 65名成员仅2人全勤。重庆万州区的公务员超标近3000人，机关人员轮流上班，有的甚至一年只回单位做一次“述职报告”，其合法收入却是当地工人的三至六倍……在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在美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2.31个公务员；而在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则要供养39个公务员，比日本多出27倍。

在中共专制的大陆，“官位”设置更是举世无双……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 个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却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以上，并且还在以每年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超标”近20倍（2006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而中共对工人阶级的“减员增效”与“下岗分流”，可谓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不要再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了，现实却是“咱们公务员有力量”。买官卖官、高薪高福利、腐败利益、清闲自由的工作，必然导致公仆队伍的暴胀。官强则民弱，官大则民小，这是必然的。“公务员热”，已经热到病态高烧的程度，病入膏肓啊！

而在台湾的年轻人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和人选是企业家——显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健康价值观。
公仆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了。台湾的农民，甚至已经成为社会的富裕阶层。

官灾如蝗灾公害，所向之处，绿色枯萎、寸草不生。据中共自己的媒体曝光，每年，各级官员的公车费用达到3000多亿（仅此一项，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每个大陆人，每年须为公车负担798元）；公款吃喝达到6000亿；公费旅游达到3000亿。“三公”消费，仅仅是一种“职务消费”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上透露，中国一年的“三公”费用加起來，达到了9000亿（而老百姓不信才这么少，因为同样是主流媒体披露的数据，与此兜不拢）。就算王教授说的为真，如果财政收入按三万亿元计算，一年的“三公”消费，就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据香港中评社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之冠，占财政收入的35%。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5年已上升到20%以上，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至6%——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在28年间，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高达四分之一……公务员系统的庞大和低效率，令人瞠目结舌！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公仆们花天酒地、日嫖夜赌、无恶不作、丑闻满天下；官场腐败，成为社会“绝症”，令古人失色、今人失措。

统计数据表明：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国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在“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员；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 1个官员。谁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啊？

以上账目，尚且属于桌面上的“合法”部分，如果算上公仆的腐败，那就更加不得了。据经济学家估算，近十年来，中国GDP 的1/4 左右，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的钱款在GDP中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人口总数只有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十年以来，外逃中共贪官近2万人，外逃脏款8千亿元人民币（北京市检察当局披露）。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个专题调查，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GDP，增长的三分之一，都被中共贪官偷偷转移到海外了，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创世界第一的纪录……作为行业腐败特征的小金库，据2009年5月9日中共的《经济观察报》报道，“几年前，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曾推算，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每年可能有827亿的规模，不过也有大胆人士推测，全国每年进入小金库的钱大约50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5%”。公权力如癌细胞大肆扩张，官场腐败传销式暴涨；中共败政，已经从个人贪腐，发展到有组织的部门化、集团式、行业性乃至全社会的腐败，成为社会公害；组织系统都腐朽了，制度性糜烂，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态。公仆们饕餮大胃口，贪污总额，每年高达万亿之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巧取豪夺的各级贪官鲸吞了。

有限的国家财政收入，以三万亿计，“三公”消耗掉三分之一，公仆贪污掉三分之一，加上庞大的政权及军事系统的工资等费用，还有瞎指挥造成的浪费，最后给老百姓剩了多少？

公权力的私有化与商品化，公器私用，比洪水猛兽还要利害……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年投入救灾资金仅150亿元；而温家宝宣布今年的救灾预算也才700亿元。两相对照，可见官重民轻之悬殊，可见贪腐的危害之严酷。四川大地震后，国难当头，并没有遏制官场腐败的泛滥——各地官员们照旧歌舞升平、狂嫖烂赌，牌照打，马照跑，舞照跳，国照出。灾民的惨状与公仆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形成尖锐的对照……

一切经济活动的结果，最终都得落实到人的消费上。外部金融危机拖垮国内经济的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靠不住；而过分的建设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与产品过剩，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对经济振兴也是有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得依靠本国人民的消费——中国终端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5%左右（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高达78%—79%，如此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人口第一大国的居民消费率畸低，本身就是民生痛苦的反映；民生困难直接导致国家经济困难。应对经济危机，国务院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将有何种结局？公仆们的品质与素养，老百姓信不过啊——凤凰卫视的名牌节目《锵锵三人行》公开预计：将有2万亿可能被贪官污吏“回收”进自家腰包……

腐败直接降低资本的自由度和效率。研究表明，如果把一个集体的腐败指数从6降到8（0是腐败最多而10是腐败最少），那就能够把其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足见腐败与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绝对呈反比……

在部分发达国家，公务员确实是“高薪养廉”的。但廉洁、精干、高效、高薪，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以廉洁、精干、高效为基础，才能实施高薪。而中共的做法却完全相反，高薪养懒、高薪养贪，养得无官不贪；社会分配与福利，无原则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在老百姓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每次的增幅都不低于15%。就连干部的“车补”，就相当于一些工人的工资了！如此厚禄与娇纵，不腐败也难啊。不精简机构，不考核业绩，不规范行为，无淘汰机制，无原则给公务员加薪，就难怪要引起全国人民的声讨了……至今，具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网络，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医疗卫生资源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按照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用于了850万党政高级干部为主的特权群体。而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不但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而且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医疗、养老保险等几大社会福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中共自身的腐败和对待劳苦大众的政策与措施，已经直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仆群体的非法先富，无论如何，都违背了共产党的政治良心。

高干子女成为红色贵族，在短短30年间，从“无产阶级”成员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哪些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通过调研发出的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高干子女。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国外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1亿元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达90%以上），拥有资产2 0,450余亿元。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粉饰了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是靠资本规律致富，而是靠父辈的权力资本和腐败、甚至公然的掠夺。三千人不到的他们，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也呈自利化趋势——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官方研究表明，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具有明显优势，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出2.1倍，因而发财的机会比常人更高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宽松的政策，使老百姓焕发出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与活力，特别是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大幅度进步，发财的路子比较广阔。而现在，这种动力越来越小，不是大家不想赚钱，而是没钱可赚；机会越来越少，路子越走越窄，成本越来越高，机会和财路被官僚特权阶层所垄断了。一方面是95%到99%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是1%到5%的特权官僚集团，他们垄断了所有的资源……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简称TI）是全球著名的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具有客观的公信力。该组织从1995年起，每年都发布“全球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廉正状况进行评价，总结出了“清廉指数”（Corrruption PerceptionIndex，简称CPI）的重要概念。2004年，中国在满分10分的评分表中，仅得3.4分，与叙利亚和南非并列第72名。

今天，人们思念毛泽东，并非出于政治理念，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勤勉、像个公仆。

今天，社会公仆成为社会公害，这是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残酷现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景观。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的，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审核批准。而中国的财政，则是官员化、随意化、自利化的暗箱操作财政，一切支出由“领导”说了算，自己给自己增利，毫无约束。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报道，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老百姓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全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金额，可以建8个三峡工程……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32%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中国国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2006年6月26日《中国经济周刊》），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简直就是天大的政治幽默。

人民的公仆们呐！你们只需少吃一点点，少占一点点，少捞一点点，少贪一点点，只要权贵们施舍一点点，劳苦大众的穷困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贫困子弟考上大学却因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在农村尚存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修建一座新楼预算就达70亿，堪称世界之最；依支付能力，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高昂JP学费的3倍；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中国大中城市的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只与非洲穷国的农村相当；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的医疗公平性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在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四位；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吊车尾（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世界次高位；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死亡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十五岁以上人口中，有一亿八千万名文盲或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色情业、解救了无数劳动妇女，如今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了6 %的GDP，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堪称世界第一；而中国扫除色情业的行动，一般仅仅针对最虚弱的妇女施用暴力与法律，弱女子居然受到嫖客与国家的双重压迫与打击，为世界所仅见；中国是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居世界第一位……

中共有限的反腐败举措，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官员，装门面而已；除非权力斗争的需要或作为权力斗争的手段，政治高层几乎与反腐败绝缘。中共不会真反腐败，真反腐败必然导致中共亡党。虽然靠腐败维持着中共政权，但如果中共亡党，一定还是亡于它自身的腐败。
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名义上的，实质上是官有制。所以，腐败问题在中国代表了国家体制的本质特征，起源于官僚特权。腐败问题在其他国家是体制中的支流，而在中国则是主流。虽然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和中共党员并不少，但他们在官场上不得志，并不具有主导性和代表性；坏制度容不下好人，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受到排斥或打击。

    村官，只是中共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草根了，只能算半级政府官员。而广西北海银滩镇一德高望重的民选村委会主任，凭良心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于3月底主动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两天后即被镇党委开除了党籍，理由是：“不执行上级指示”， 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国的公仆们呐！为什么这么害怕正常国家通行的“阳光法案”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呢？原来，“上级指示”与“保持一致”，就是纵容腐败并通过腐败来维持政权啊！

事实证明，靠中国人民的血汗养活的公仆，所形成的官灾与公害，比蝗灾面积广，时间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还要严重得多。保增长、保民生，克服经济危机，甚至解决中国的主要矛盾，只要把公务员这一块整顿好，问题也就解决了。实际上，中国的真正危机，就是官员特权与腐败的危机；胡锦涛自己都承认，中共面临着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中共已经堕落为腐败官僚和权贵资本的总代表，而与人民的利益尖锐对立。

独裁政权的性质，就是与人民敌对，制造国家规模的公害。因为民愤几成火山爆发之势，中共不得不豢养打手，通过强力甚至暴力来统治人民，来固守一党专政。如果不计灰色收入，一个廉洁的警察，合法年收入已经达到5-10万，老百姓都清楚。而合法的警务系统显然是不够用的，关键时刻还得动用军队；既然邓小平开了头，就不愁以后了。江泽民主政时期，为收买军心，“三年四次”频繁为官兵加薪，其收入三年翻了一番。胡锦涛上台，继续讨好军人，军政权嘛；仅在2006年，就以“一次到位”之举，把部队官兵收入又翻了一番。今年的加薪登峰造极，普通士兵和军官加薪50%，校级军官加薪30%，将领加薪20%。加薪后，刚入伍的普通士兵，月工资就达到1000元（中国实质上已经没有义务兵役了），上校和大校月工资过1万元，少将的月工资则高达2万元。中、上将的工资，更是高不可测，以至于成为“国家机密”。中共军政权拥有巨大的暴力系统，230万现役军人加10多万武警，240多万现代化武装人员，拱卫着中共的独裁统治。

任何生命体，对痛苦都会产生本能的必然反应。公仆的腐败公害直接侵蚀民生，是最为严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道德凌辱。公害必然产生公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官民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直接受到公仆压迫的劳苦大众超过十亿啊！ 2004年，万州“1018群体事件”，居然由一个临时工“冒充公务员”而引发。而真实的公务员作恶，却是普遍现象啊。中国的腐败问题，百分之八九十发生在公务员身上；与贪官的腐败甚至窃国大盗相比，打击老百姓的刑事犯罪都算非正义的了；而群众的反抗就具有了正义性。

中国自古就是“天下乱，团练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每年全国各类“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宗，而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冲击政府、烧砸警车、打杀警察的暴力现象愈来愈多。老百姓从自杀抗议到杀人报复社会，显示出民众的焦虑感愈来愈烈，对当局的信心愈来愈低，他们承受的压力达到了极点。2009年4月4日《南方都市报》披露，2008年全国袭警事件高达7719起！敢于袭警，什么性质？有学者论证，现在中国每三分钟出现一起“群体性事件”，仅仅在2006年，“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阻碍执行职务”等案件的数量就达到599392起。2008年以来的相关数字虽然保密，但人们可以感觉到，民众反抗事件不但继续猛增，而且规模更大，冲突更为剧烈。于是，出现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的哥罢工事件、“323”海南事件、“331”南充事件、“319”重庆袭击哨兵事件等上万人规模或影响巨大的反抗……冤苦滔滔，公愤泛滥，2000万上访大军覆盖全国，主要针对中共三大过失——体制及官员的腐败、伤民的土地制度和经济上的瞎指挥。这些，都是公仆阶级的劣行所造成的公害。上访，算是理性的和平抗争，但随时可能转化为群体性对抗。而相对于短期冲突，理性的上访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更为巨大，一般的冤情不足以促成；因为理性，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整个专制的官僚制度，在“官逼民反”。

古往的冷兵器时代，民众很容易组织起来与统治者抗衡。而当今，面对中共现代化的专政工具与高效率的镇压机器，老百姓的反抗其实很脆弱。但还是激起了层出不穷、创历史最高纪录的反抗事件，可见，人民的“万不得已”与“忍无可忍”到了何种程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走投无路了嘛，就不惜以卵投石来伸张正义，每年的自杀者就达200多万嘛，这么多人不怕死，无欲则刚啊。而中共违背民意、侵害民生、糟蹋公理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抗拒社会规律和历史潮流，注定要失败的。
史实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依据，关键是不能腐败，必须赢得人民的拥护。苏哈托统治了印尼二、三十年，经济也搞得不错，由原来的人均一、二百美元，上升到人均一千三百美元，成就不能说不大。可他的家族和他领导的政府太腐败了，他照样垮台，被人民唾弃。晚清的时候，中国的绿色GDP虽为世界各国之首，但经济增长没能遏制政治腐败导致的民众反抗与社会动荡，不能使腐败专制政权增加其合法性。今天的中国就如同晚清，纵然黑色GDP多年高速增长，却因八旗兵（中纪委）和绿营（公检法）皆生长在腐败体制内，无法洁身自好，本身也是病灶，就不能疏通民怨、为民做主，只能为虎作伥，敌对于人民。反腐高调年年唱，而腐败却愈演愈烈，腐败得民不聊生，反民遍地。“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六十年一个甲子，中共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年，中共之所以打败了国民党，一是对农民承诺了土地私有，二是对知识分子承诺了推行民主政治……但中共食言而肥，几乎所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把人民欺骗了。而共产党没有兑现的承诺，国民党在台湾反而全部实现了。在国民党向好转化的同时，中共却在往坏转化。中国今天的一切弊端，源于中共一党专政这个罪恶的体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比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表现，对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两地的现状与文明成果，对比两党在国内国际的声誉，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双手欢迎中国国民党回来执政；国际公认的“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党”——中国国民党，有政绩、有民意、有资格、有能力担当；三民主义，人民最大；其政治理念，代表了现代社会的方向。

人民公仆——人民公害——人民公敌！中共的自私自利，犹厝火积薪，是在自掘坟墓啊！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了，却依然腐败官僚当道，人民受害；中共甚至掩盖“民主”与“科学”的光芒，只剩下狭隘的“爱国主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无情；只有打倒官僚主义与行政集权，妥善解决官民矛盾，把权利还给人民，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