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文：中美冲突的实质与前景

一、中美冲突的实质

中美双方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两套价值体系的冲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史帕丁准将已经指出了，就是中共认为国家应该由政府控制，而美国则认为国家应该由人民控制。

必须指出，中共这个基本信念，有着深厚久远的民意基础，符合中国的国情民俗。诚如那位在TED讲话的英国光头佬说的，西方实行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政府是私人生活的入侵者，是一种必须百倍防范的“必要的恶”。而中国人历来把朝廷看作衣食父母，认定政府是子民唯一可以信赖的“不可或缺的善”。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一定会赢得子民的衷心敬畏与竭诚拥戴，而一个权力有限的西式民主政府必然让百姓惶惶不安，六神无主，甚至引来普遍蔑视。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相对于秩序，个人权利一钱不值。

别说普通百姓，就连久沐欧风美雨的华人学者也会轻易接受这套价值观。老芦有位与我大致同期出国的好友，两年前才毅然接受国内高薪聘请，回国当专家，却很快就抛弃了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的西式价值观。当我对如今国内实施乔治·奥威尔《1984年》上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表示不满时，他竟然说，到处是摄像头，确保了社会治安，小偷强盗因此绝迹，有什么不好？

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百姓都持这种价值观，而这就是前苏东国家转型困难重重，甚至越改越烂的主观原因。

根据不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结构，推行的生活方式必然截然不同。国家拥有不可约束、无从监督的无限权力之后，社会必然要变成与平等绝缘的等级社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按权力占有量分配社会财富，腐败必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阿克顿勋爵早就把这简单道理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价值观也截然不同。中国人根本没有平等需求，“官大一级，如同父母”历来是行为准则，即使是赤裸裸的谄上欺下、欺贫捧富也绝不会引起普遍厌恶。

类似地，国人表面上好像也讨厌贪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如今腐败决不限于官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全民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效法官府，将自己的职业“异化”为可以变现的“权力”：教师敲诈学生及其家长，医生敲诈病人及其家属，导游敲诈游客，等等，早已成为长盛不衰的普遍实践。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腐败是全民腐败，是波澜壮阔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是维持全社会运转的润滑油。

二、中国不会发生和平演变

美国的“中国老手们”（Old China Hands）如今纷纷承认，他们当初曾天真地以为,随着中国人生活的改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成长壮大，中国必然会逐渐演变为民主国家，如同南韩与台湾那样，如今才痛苦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厢情愿。中国非但没有发生和平演变，而且还雄心勃勃，要“和平恶变”全世界。

这也曾是我的春梦。我在网上大声疾呼十几年，反对仇外思潮，主张中美友好，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演变。如今才痛苦地与“中国老手们”一道发现，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斗争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说的就是中美之争。

其实事情明摆着：在一个按列宁主义构建的国家中，权力成了一切精神与物质享受的来源，“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林副统帅光辉语录），中共又岂会放弃这个好不容易才抢来的聚宝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指向永久掌权这个根本目标。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万年帝国，与人类同朽。

记得六四后，彭真还是谁出来讲话，说中国人民牺牲了几千万才建立了新中国，谁要想来夺权，先得准备死这么多的人，云云（几十年前的记忆，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有条件的同志可以去查《人民日报海外版》），这就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类似地，吴邦国在几年前出来发表谈话，把“维护党的领导”放在了“维护国家利益”之前，也明说了他们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统治。

当然，世上绝不会有万年帝国。勿过，红色帝国也不会像南韩、台湾那样轻易变色。首先，中国是按列宁主义模式建立的，党对国家对百姓的控制无远弗届，无微不至。而高科技的出现更极大地增强了这种控制力。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现在看来应该是苏维埃加大数据。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等高科技，赋予了统治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窥的上帝一般的能力，可以把每个子民都剥得一丝不挂，放在显微镜下细细审视。

网上有个视频，介绍了国内发明的一副神奇的眼镜。戴上它向任何一个陌生人看一眼，您就会读到该同志的一系列私人信息：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号码，等等。

这门神功叫作“刷脸”，也就是人脸识别加云计算（我是外行，如果说错，请老邑指正）。加上遍布神州每个角落的摄像头，不难想见，中共可以全天候跟踪每个它怀疑的人。天网恢恢，密而不漏，任何异议人士在这“天眼”之下都无所遁形。

总而言之，如我在批判暴力革命的文字反复指出的那样，统治者从来是科技进步的最大受益者。“刷脸”神功的出现，使得少数人密切监控亿万人有了可能，确保了红色江山万年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想不出中国还怎么可能发生南韩、台湾式的民主革命。

最能说明东西方的价值观歧异的还是，对“刷脸”神功的出现，我的大学同学们喜大普奔，一致为行将废除车票、机票，靠“刷脸”上车、“刷脸”登机而欢欣雀跃。而这种事绝不可能在西方出现。这就是前面说的，相对于秩序与方便而言，个人权利在中国人心目中一钱不值。

其次，中国不是台湾、南韩那种小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台湾和南韩能实现民主转型，与美国的施压分不开，而这一套对老共根本就无效。

中国既然不会发生和平演变，与美国发生冲突就是迟早的事。实际上，尽管美国是给了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没有美国援助，中国绝无可能“撅起”，但美国一直是中共心目中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仇敌。哪怕是在邓小平时代，中美貌似友好，其实中国实行的是 “韬光养晦”策略，亦即效法勾践卧薪尝胆，伏低做小装孙子，为的是日后战而胜之。正是《三国演义》上说的：“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为什么会这样？这道理上面已经讲了：美国人认为国家应该由人民控制，而中共认为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永远由他们控制。这价值观的根本分歧，使得老美在中共心目中成了最可恨的颠覆者。“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就是中国得了老美再多的好处，中共也只会恨之入骨。能与中共真正友好的，只可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独裁国家。这就是中共为何实行“全世界独裁者，联合起来”的外交方针。

总之，我认为世界不会改变中国。改开当然给中国带来了美式物质主义生活方式，或许还有浅表的文明化，但永无可能把中国人的耻荣观颠倒过来，以平等观取代奴性与势利心，以荣誉感取代虚荣心，以诚实取代龟孙子兵法，以信任取代互相猜疑，而做不到这些，中国就永远是世界脓疮。

三、不会有新冷战

既然中美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铁幕又将落下，中美如同当年的中苏一般，展开新一轮冷战？

大家放心好了，绝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美苏当年各有一套互不交集的经贸体系，而中美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可切割剥离的连体胎。所以，新冷战打不起来，起码华尔街绝不同意。

如黄奇帆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的，在过去30多年里，世界贸易已经从成品交易变成了半成品和零部件交易。一部苹果手机的零部件来自于几百家工厂，美国根本没有独力生产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已成世界工厂，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全球独此一家。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半成品供应商，全球经济势必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还打什么鸟冷战？

总之，中国之所以构成比纳粹德国和苏联更严重的挑战，是因为这次西方遇到的是糖衣炮弹，是化为美女的毒蛇，是钻进自家肚子里的孙悟空，而华尔街金融财团则是我党最强大的同盟军，或曰第五纵队。如今中国如同肿瘤，已经长入文明世界的机体，千丝万缕，纵横交错，已经无法剥离了。西方赢得了冷战，但很可能输在中式和平恶变中。

如今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文明世界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FT中文网首席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

“中国这个秉持完全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度，500年来第一次对世界格局形成了真正的全方位挑战，挑战的严峻程度远超当年的苏联，因为苏联在经济实力上远逊于今天的中国。”

这只是从经济实力上说，从政治层面上看也容不得乐观。前段美国某众议员曾对媒体抱怨，当初与苏联打冷战，美国朝野可谓众志成城，国会里从无反对声音。如今商量如何对付中国，却出现了个强大的院外集团，那些人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游说，完全不顾treason之嫌，云云。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蹊跷出在哪里：当年苏联集团与西方自由世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西方国家内根本没有与之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而如今若真是如胡锡进鼓吹的实行“中美贸易归零”，华尔街不知道有多少大亨要跳楼。

这是从一个国家而言，放眼全球又如何？美国根本就没办法再像当年那样，将所有的民主国家聚集在麾下，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体抗御苏联的扩张。相反，中美贸易战刚开打，德国就有人提议，如果美资大举撤出，则德国就该趁机大举挺进中国，填补老美留下来的真空！

所以，在文明世界面临空前威胁之时，西方国家却呈现了空前的软弱与涣散。

四、西方左右派联手玩坏了资本主义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一直在发生“财富东流，难民西流”，而就是这背时现象造成了西方世界深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2008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促使我注意到了全球化的弊病。当时我写了《中美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全球化利弊面面观》等文章，提醒大家注意全球化导致西方经济脱实向虚，加重了贫富两极分化。此后我更注意到全球化对西方世界多方面的破坏，多次撰文指出这问题。在2012年1月间写的《21世纪中国的撅起与欧米的没落》中，我作了总结，指出：

“在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性利润分割中，中国一方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受惠者，……要驳倒我，需要的是、而且仅仅是证明世界财富不曾发生从西向东的流动。可任何一个长了眼的人都能看见，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是两位数，而发达国家基本原地不动。这难道不说明，人类在此期间内创造出来的财富，基本落在了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所谓金砖四国）中？……

财富分配不均，其实只是全球化给西方的次要打击。全球化对西方最严重的损害，还是使得它发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恶性改变。东西方脑体力分工的结果，是西方扔掉了制造业，代之以金融‘产业’、高科技与第三产业等‘无烟工业’。但前两者都不是劳力密集型产业，不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而第三产业则全靠东方来的廉价消费品支撑。这完全是一种无比脆弱的病态经济构型。所谓金融‘产业’，说白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炒钱，其风险被放大到了全球规模，一旦投机失误，立即累及全世界，使得复苏分外艰难。

更严重的是，制造业的丧失，使得第三产业成了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养成了对进口廉价消费品的依赖，一旦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失去购买力，随之而来的就是难以消除的失业问题。这与经典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不一样。在经典的经济危机中，失业主要是实体经济萧条造成的，当实体经济进入复苏期后，失业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如今西方业已大量丧失制造业，失业主要是第三产业萧条造成的。要第三产业复苏，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原有的购买力，但钱从哪儿来？只能靠金融‘产业’与高科技去挣，可前者是靠钱生钱，如今没钱了，还怎么去炒啊？高科技当然能生钱，可那钱在世界范围内作了分割之后，剩下来的也落不到消费大众手上，大众没有消费能力，第三产业的复苏还有什么指望？

因此，全球化给西方造成的致命打击，是使它丧失了实业，使得许多西方国家成了‘夏洛克之邦’（关于夏洛克的来历，请参看莎士比亚的反犹剧本《威尼斯商人》），变成了泥足巨人，其最严重的恶果，是打断了西方社会的脊梁——中产阶级。”

在2012年9月间写的《抗日经济学与财富东流》中，我再次大声疾呼：

“改革开发三十多年，财富一直在发生从西向东的大规模流动。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大量涌向东方，致使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以两位数增长，而西方却停滞不前，这说明西方的资本与技术主要只在东方增值。财富在国际上发生的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肥了东方，瘦了西方，迅速缩小了东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发生了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转移后，郎咸平、宋鸿兵等人还要鼓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宣称万恶美帝对中国发动了居心险恶的‘货币战争’，靠的完全是脸皮的厚度趋近于头半径。”

先知先觉总是寂寞的，这些文字贴出后，备受积极分子们的质疑。《撅起》文贴出后，沙弥网友还代18世纪的非洲酋长写了篇宣言，宣称非洲崛起与美国衰弱，以反讽方式凸显其可笑。

可惜后来不知怎的，这位同志又成了川粉了。可我上面那些话，不就是川普上台前后一直在吵闹的事吗？他不就是被全球化的受害群体选上去的吗？而且，川普只是说美国给了中国多少多少钱，却只敢赖在前任政府头上，没敢说明那钱是大资本家们及其右派代表送出去的。当然，他心里也明白，向中国增收关税，目的就是想促进实业回流。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实业根本不会回流美国。这原因再简单不过：先不谈劳动力的高成本，光是技术问题就是过不了的坎。武功荒废已久，再捡起来就难了。美国早就丧失了工程师和技工队伍，需要起码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培养出来。即使政府有心，也招不到足够学生去学工。不信您在本地了解一下，有多少学生对工科感兴趣，有几个大一学生会解一元二次方程。

所以，川普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就是把实业逼到东南亚国家去。然而这些国家拥有的技术队伍与基础设施，与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中国的教育虽然弊端重重，出不了天才，但其普及程度只有南韩与越南可比。合格技术人员的绝对数量举世无双，难以代替。基础设施之优越就更不用说了。

就算把外资企业全逼到南亚东南亚去了，那还不是财富东流？并不是回流到西方世界。只要全球化不逆转，则西方世界的财富外流趋势就绝不会被逆转，不流到最终彻底脱阳倒地决不罢休。这是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的，不管哪个强势总统上去，都无法力挽狂澜，逆转全球化。套党的话来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可阻挡。

财富东流是右派干的好事，难民西流则是左派的功劳。出于人道主义以及党派政治考虑，左派政客对穆斯林难民慷慨张开了怀抱。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作法无可厚非。但实际上造成的危害却是难以估量的。

关键在于，穆斯林移民绝无可能认同西方价值体系，整合到主流社会中，只会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穆斯林社区，关起门来发动轰轰烈烈的“子宫战争”，使得人口比例在普遍丧失了生育热情的西方迅猛上升，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异化”威胁。

万维网上有篇文章（http://news.creaders.net/world/2017/02/03/1781810.html），值得全文引用：

“当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国家少于2%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民族构成威胁。这样的国家为：美国 0.6%、澳大利亚 1.5%、加拿大 1.9%、意大利1.5%。

当穆斯林人口在2-5%时，他们开始争取政府授权他们在穆斯林聚居区行使伊斯兰法，从监狱和街头吸收新成员，穆斯林聚居区会发生小骚乱。这样的国家为：丹麦 2%、德国 3.7%、英国 2.7%、西班牙 4%、泰国 4.6%、神州 3%。

当穆斯林人口到5-10%时，穆斯林聚居区会发生大骚乱，他们会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威胁不愿遵守的人群。这样的国家为：法国 8%、菲律宾 5%、瑞典 5%、瑞士 4.3%、荷兰 5.5%。

当穆斯林人口接近10-20%时，会发生全国性骚乱，穆斯林提出一系列要求，如在聚居点大造清真寺、给予超国民超法律的待遇、强制非穆斯林遵守穆斯林习俗，把“表达对伊斯兰不满”定为非法。这样的国家为：印度13.4%、以色列 16%、俄罗斯 15%。

当穆斯林人口在20-60%时，圣战武装零星屠杀异教徒，焚烧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其它民族要么因怕被杀而改信伊斯兰，要么被穆斯林杀掉；国家会经历大屠杀和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这样的国家为：埃塞俄比亚 32.8%、波斯尼亚 40%、乍得 53.1%、黎巴嫩 59.7%。

当穆斯林人口到60--80%时，就要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国家名义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迫害血洗基督教徒，以伊斯兰教法为武器对异教徒加税。这样的国家为：阿尔巴尼亚 70%、马来西亚 60.4%、卡塔尔77.5%、苏丹70%。

当穆斯林人口到80%--99%时，国家每天都在恐吓、暴力和圣战之中，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由国家驱逐异教徒。这样的国家为：孟加拉国83%、埃及90%、印尼 86.1%、伊朗98%、伊拉克 97%、巴基斯坦 97%、巴勒斯坦 99%、叙利亚90%、土耳其99.8%、阿联酋 96%。

当穆斯林人口为100%时，伊斯兰人民迎来了“伊斯兰和平之家”。按理说这时应该是和平的，因为大家都是穆斯林，和谐共处不再內鬥，而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和平并没有实现，因为100%纯伊斯兰国家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团体会相互攻击、争当国内伊斯兰教法领导者，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消灭另一穆斯林派别。这样的国家为：阿富汗 100%、索马里 100%、也门100%。”

老芦没做过专门研究，不知道这作者是否危言耸听。我能说的只是我亲眼目睹的瑞典的教训。

在《再访瑞典》一文中，我指出，在全民充分就业的前提得到满足时，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在上世纪70年代前，瑞典就是这种人间天堂。不幸的是，从70年代开始，全球化使得瑞典失去了实业，失业人口剧增，动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存在前提。它接纳的外国移民又拒绝与主流社会同化，因而始终是低收入的不满群体，成了骚乱的主力军。在我眼中，瑞典就是典型的“财富东流、难民西流”的受害者。

在不同程度上，欧美国家都有相当大的社会主义因素，都面临着红旗与绿旗左右夹攻的困境。

五、“中国特色”优势

首先要指出，本文所谓“优势”，说的是竞争优势，是功利判断而非道义判断。

所谓“中国特色”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客观因素是庞大的人口形成的人口红利以及庞大的市场。前者提供了廉价劳力，后者则决定了经济的规模与发展速度。

持“美国必胜论”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们最爱强调的一个有利因素，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旺盛的创新能力，而这是威权国家的短板。据说，在这方面，中国永远也无法赶上、遑论超越美国。

此论当然有一腚道理。我后来才发现，我自己观察到的全球化引起的财富东流，其实可以从萨缪尔森的静态经济学中推导出来。但全球经济发展并非静态。西方被放血40年，至今尚未脱阳倒地（not yet），是因为西方始终保持着创新能力，从而不断开创了新的行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丧失实业引起的就业危机。

反过来，创新确实是中国的短板。中国近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当数IT业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服务业。阿里巴巴如今已经压倒亚马逊，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商，百度也成长为世界级的巨无霸。

然而在这些企业中，究竟有哪家是靠自己创新发起来的？网购是美国发明的。早在90年代，美国就闹过所谓dot-com bubble的电商危机了。支付宝则是抄袭PayPal。百度就更不用说了，百度搜索是谷歌的拙劣拷贝，不但劣质，而且毫无职业道德，与不良商家勾结，从事欺诈经营，害死了小粉红魏则西。百度百科则完全抄袭维基百科，而那编辑之拙劣，简直惨不忍睹，只有文盲才会去用。

但那又便如何？论创新，哪个国家申请的专利也没以色列多。然而专利若不投入市场，则无异于智力游戏。反过来，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弥补创新力的不足。在今日中国，上网之普及、便利、迅速与便宜，根本不是欧洲可比的。歪？庞大的市场确保了薄利多销，保证了暴利。

这就是中国何以在近十年内涌现出大批亿万富翁。在利润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自然会加大对创新的投入。任何一个小发明都不会像以色列那样束之高阁，只会迅速化为市场应用，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如此形成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中国迅速追上发达国家。

反过来，在使用小语种的欧洲国家中，诸如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就算是全民都是网虫，用户也不过几百万，还没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多。您说这些国家的电商业怎么可能追上中国？别说在这些国家，就连在拥有6千万人口的意大利，我都时时痛感当地网络之落后，觉得在网络世界中，中国是第一世界，欧洲是第三世界。当然，英国是例外，不过那是因为英语是个大语种。

当然，进入发达国家的中国也开始害富贵病了，那就是“少子高龄化”。与年轻的国家越南和印度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据日本某过气政要（记不得名字了）说，中国过去的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这红利早在10年前就用完了，此后的发展全是靠政府投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人为拉动的。现在铁公机已基本饱和，所以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不过我觉得，中国的高速发展时代虽已结束，但在可预见将来还不至于被南亚东南亚国家取代，越南虽然具有中式制度优势，民族心态也类似中国，但体量太小，不足为患，而印度没有中国的制度优势，民族心态普遍消极，安贫乐道，得过且过，根本没有中国人为了发财不要命的拼搏精神。所以，我不认为这俩国家可以取代中国，至少尚看不到这个前景。

中国特色的主观优势则是两方面的，一曰民族心态与行为模式，二曰社会制度。

从民族心态来说，中国人是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同时也是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强烈的发财欲望，提供了全民努力拼搏的强大动力，而几千年来形成的苦吃苦做的勤奋节俭传统，使得中国普罗大众成了无须休息的永动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与血。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民族可以与中国人相比。谓予不信，请去看看在悬崖峭壁上铺设玻璃栈道的民工们。

早在19世纪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时，华工的这一强大竞争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华工驯顺听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活习惯良好，不会酗酒、逃跑甚至罢工，使得他们在资本家心目中成了最理想的雇员。

就是这个中国特色，使得白种工人阶级倍感威胁。当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消退，内战造成了经济低迷后，白人劳工躬行马克思发现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宇宙真理，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促使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驱逐并禁止华工入境。

由于频繁的战乱与毛共全力压制，中国人这一特色在近代一直未能发挥出来。但一旦政府允许百姓发财后，这一特色便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中国成了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为国民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在当今之世，除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人之外，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种心劲。走遍全球，您会见到白人乞丐和黑人乞丐，但绝对见不到中国乞丐。我曾因此在旧作中说，中国人穷可以怪社会，西方人穷只能怪自己（当然近年墨尔本也出现了个别华人乞丐，但那是诈骗，并非真乞丐）。

除此之外，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势利的民族，对强者顶礼膜拜，对弱者为所欲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国教。这倒不是中国的固有传统，似乎是改开后才出现的。

在今日中国，资本家对雇员的压榨之狠辣，令18、19世纪欧洲的血汗工厂瞠乎其后。国内的“码农”（软件开发工作人员）普遍实行所谓“996”（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6天）。当码农们不堪重负，在网上啧有烦言时，马云等人还恬不知耻出来说，“996是福报”！

更有甚者，南京市建环公司竟让环卫工人带上某种智能手环，一旦环卫工在原地不动超过了20分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语音：“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吧，加油！”当视频传到网上后，南京建环公司的负责人还出来狡辩，说那不是监视环卫工，只是一种“管理手段”！

正因为不堪重负，在今日中国，过劳死已不再鲜见。除了过劳死外，尚有绝望死。继富士康“14跳”之后，中兴公司42岁的工程师欧建新又因被裁而跳楼。缺乏工会的保护与对资本家的约束，没有社会福利免除员工的后顾之忧，这一切造成的不安全感，逼着雇员们只能背水一战，力图在弱肉强食的凶险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血腥高效促成了所谓的“中国速度”，没有哪个文明国家可以复制。

社会制度则是中国享有的另一个主观优势。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两方面：血腥资本主义与专制资本主义。

血腥资本主义的运作软件就是上述社会达尔文主义。硬件则是中国现行制度。它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组织工会的权利，与资本家谈判工资收入、作息时间、裁员补偿等权利，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约束制衡资本家的手段，使得普罗大众处于绝对弱势，让中国成了不折不扣的资本家的乐园。这种制度去除了妨碍增长速度的一切“刹车”，将劳动生产率提升到了极限。

专制资本主义就是中共引以为荣的“举国体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西方则管它叫“市场列宁主义”。过去苏联阵营只有列宁主义而无市场经济，因此垮掉了。中共引入了市场经济，却用列宁主义的手段去管理，不但使国民经济起死回生，还将其激发出了巨大活力。

市场列宁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中共将中国当成无人区去随意经营，只考虑GDP政绩，完全不必考虑民意，许多时候甚至不考虑经济效益，完全把中国当成一张任意挥洒的白纸，以军队方式推行长官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基建，使得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在短期内便跃升全球第一。

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享受这种决策自由，哪怕是18、19世纪的澳大利亚与19世纪的新西兰的殖民当局也无从梦见——他们虽然不必考虑土人意愿，至少投资的资本家要考虑回报问题，不可能贴钱去荒野里兴建高速或高铁，或是兴建鬼城。

专制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普京所谓的“国家冠军政策”，亦即重点补贴大型国企，不顾亏损向国外市场倾销，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不必说，西方私人企业就算是财力再雄厚，也不是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中国国企的竞争对手，迟早要败下阵去。

不能不说，这“国家冠军政策”还真奏效了，华为就是个范例。如今华为的5G设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且价廉物美，以致美国动用全力去围堵还收效甚微。英国报刊议论道，本世纪初英国也曾有好几家手机公司，一度还非常红火，可后来都经不起竞争，纷纷垮掉了。英国的4G设备基本都用华为。如果5G改用别的公司（诸如诺基亚）的产品，则一则昂贵，再则与原来的设备不配套，势必使得英国的电子通讯落在其他国家后面。

专制资本主义的其他做法还有许多，诸如操控汇率，强制技术转让，管制市场准入，等等，其实也就是中美争吵的那一系列问题。

说到底，中美发生冲突，乃是老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抵挡不了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吃了多年的亏后忍无可忍，逼迫中国放弃这一制度优势，在同一平台上与西方公平竞争。

个人觉得，在贸易战中，中国的这一制度优势还将发挥作用。川普一再宣称，提高关税只会打击中国，美国消费者只需承担4%，而中国承担21%。他甚至算出了通过提高关税，联邦政府将获得多少钱。他准备用这笔钱去买下美国农民出产的大豆，再拿去支援第三世界，云云。

然而美国媒体PolitiFact却说，川普这一陈述是假的（We rate the statement False），关税不是由出口商而是进口商支付，而进口商只会把这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路透社也说，增加的关税应由进口商支付，只是说，进口商会用多种手段解决这问题，包括说服出口商降价、寻求其他货源、降低利润额以及将部分关税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

我这就奇怪了，关税由谁支付，应该是国际惯例，商人出身的川普不会不懂。那他的说法为何与媒体不一样呢？到底是谁说的对？

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媒体说的应该是真的。我曾几次向国内购物，每次都被要求缴纳关税，那税率大约为40%。出钱的是我，而不是京东。

既然如此，中美都加关税，对本国内的消费者的打击力度就不一样了。在美国，关税基本或大部分落到了消费者头上。而在中国，进口国企反正是国家的。国家收来的关税增量，移去贴补批发价格就行了，对这些企业来说，增加进口关税等于没加，完全可以按原价出售，消费者不受影响。真正受到打击的只是私企，正好有利于“国进民退”。

我知道，要承认中国实行的那种烂污制度居然具有功利上的优越性，对于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自从实行计划经济的苏东阵营挂掉后，“权力干预经济只能造成灾难”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宇宙真理。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并主持建立了WTO的美国如今却在实行重商主义，建起关税壁垒去保护自家的经济，而据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在世界讲坛上大声疾呼自由贸易。美国无法靠自由竞争去淘汰华为，不得不动用国家实力去压制它在全球的发展。这些无奈的事实都是对“新自由主义者”们的打脸。

实际上，中国这套并非原创，凡是后发起来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诸如伪满洲国、南韩、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等等。中国特色之所以成为特色，无非是因为中国被一个列宁党紧紧地攥在手里，因而可以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而已。

惟其如此，除了越南和古巴，所谓“中国模式”是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中复制的。热衷于推销“中国模式”的领袖可以歇歇了。

六、中国对文明世界的威胁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秦晖教授就是我在网上见过的最能见微而知著的君子，最能看到国际大势的专家，其水平远远超过“洋权威”们。

早在2007年，秦晖教授就写了《全球化第三种可能——世界中国化》。2010年，他又写了《“昂纳克寓言”》，首次指出并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中国对世界文明构成的严重威胁。

在《世界中国化》一文中，秦晖教授指出，西方的民主国家由左右两派轮流执政。左派主张高福利，高税收，倾向于动用权力去干预经济，政府权力大责任也大。右派主张低福利，低税收，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对经济放任自流。右派总统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中国的崛起却打破了这传统政治光谱。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因为政府对子民毫无责任，连基本的福利都不提供，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将国民经济置于政府的铁腕控制下。

然而这种权大责小的“两头甜甘蔗”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却在环球经济中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造出了中国奇迹，赢来西方左右派的一致艳羡。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试图仿效中国，既想削减国民福利，又要强化国家权力。

当然，如所周知，萨科齐只干了一任就下台了，提示在西方走中国道路并不容易。但秦晖教授在另文中指出了民主国家的一个致命缺陷：两派都必须讨好民众才能执政，于是右派上去减税，却不敢大幅度减福利，以免得罪穷人；左派上去不敢大幅度增税，以免得罪富人，只敢增福利。如此双斧伐木，政府就只能举债度日，经济始终无法振兴。

中国政府则根本不受这种困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国民经济便在西方停滞不前中突飞猛进。如此下去，总会有中国经济实力强大到全面碾压西方的那一天。为了生存下去，西方国家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中国化，百年工运取得的文明成果将就此断送。

这就是“昂纳克寓言”的寓意。事实上，已有网人指出，昂纳克寓言正在台湾发生。此话或许过甚。不过，据我看过的几个台湾劣质电视频道（《东森新闻》与《国民大会》），那些“名嘴”对大陆羡慕得哈喇子都流到我的电脑屏幕上来了。

就算这寓言不会成真，中国强大之日，也就是霸凌他国之时。前段央视记者孔琳琳在英国保守党代表大会上撒泼放刁，高声怒骂发言人“汉奸”，并殴打工作人员。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公开干预该国新闻自由，强令《独立报》撤下报道中国负面消息的文章，威胁要将该报记者列入黑名单，甚至以土豪口气羞辱嘲笑俄国，扬言中国单独一个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就大大超过俄罗斯，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俄罗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侵犯加拿大主权，威胁加拿大政府，如果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的建造，要面对“后果”。

若是列强外交官对大清或是民国官员作了类似侮辱或威胁，只怕要作为国耻写在教科书上，列为必考内容。

然而西方也就只能忍气吞声。悍妇孔琳琳出手打人犯法后，英国不加审判就悄悄放了她。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气急败坏，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不但判了两个加拿大罪犯的死刑，而且对加拿大油菜籽实行部分禁运。特鲁多却几次对中加关系表示忧虑，并称要给两国局势“降温”，加紧向中国示好，甚至公开与美国唱对台戏，在北极问题上支持中国，派出一名执政党议员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一场关于北极区域合作的研讨会。

凡此种种，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中国真理的普世性：有钱就是任性，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不难想见，当中资渗透了欧洲各国之后，欧洲政府会是怎样一副恭顺模样——民选政府没有腰杆讲“骨气”，得罪了大财东，经济下行，选民不答应。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建立海外帝国，而且一路斩关夺寨，节节奏凯，迄今已经在非洲吉布提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租借了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租期99年），租借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租期35年），租借了以色列的海法港（租期25年），租借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2000亩土地（租期43年），租借了柬埔寨的贡布港（租期99年），该租界地占据了柬埔寨20%的海岸线，并将被改造为深水港，很可能变成中国的又一海军基地。

老芦迟钝，还真不知道爱国者们今后还怎么去痛说革命家史，哭诉帝国主义当年在中国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在我看来，两者的区别只在于，老帝国主义在中国输出的只是廉洁的法治与教会学校，新帝国主义如今输出的则是贿赂收买各国政要，向他们提供监控百姓的高科技，以及引人侧目的柬埔寨贡布港地区无比红火的“博彩业”。

在小说《当中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公元2093年大事记》中，我写道：贫穷的中国令人心痛，强大的中国令人心悸，可谓一语成谶。

七、中美贸易战前瞻

无论论武力，论经济，论科技，中国现在都还不是美国的对手，然而在贸易战中，武力不可能用上，等于不存在。美国的优势是两个：高科技与美元霸权。若中国是民主国家，则中方必败无疑。但不幸的是，中国是民意等于零的极权国家，前述制度优势就不能不考虑在内。

已有许多专家对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伤害程度作了预测。据牛津经济学院的预测，贸易战将使中国的GDP降低0.8%，美国降低0.3%。老芦是外行，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样算出来的。我只是觉得，如果双方制度相似，贸易战给中方带来的打击将不是可以用数据来简单反映的。

中国的软肋，在于明明是中国人，却要去用美国钱。人民币发行量要以美元作“锚”，财富储蓄也得使用美元债券，进口货物也统统得用美元买。这条路一断，经济必遭全面打击。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厉害。

中国的另一软肋是科技不如人。中兴公司瘫痪于旦夕之间就充分显示了中方的脆弱。据《美国之音》，美国总统川普昨天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这命令会不会发生雪崩效应，导致中国电信工业溃不成军，老芦是外行，还真说不上来。我只有个朴素感觉，大事似乎不妙。

但美方同样也有软肋，那就是民主制度的脆弱。据美国之音文章，华盛顿咨询公司贸易伙伴(The Trade Partnership)估算，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再加上之前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会使美国每个四口之家每年平均多支出767美元。这些关税还会使美国失去93万4000个就业机会。如果美国把关税扩大到全部中国输美商品，美国将损失210万工作岗位，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多支出2000美元。

如果贸易战持续，美国消费者将几乎肯定可以感受到其带来的影响。美国的进口商和零售商表示，在关税处于10%的水平的时候，它们还能通过降低利润空间以及提前囤积货物来消化这些关税。但当关税上升到25%的水平的时候，它们只能把关税部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估算，本次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的提升将导致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0.2-0.5%。如果关税规模扩大至余下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美国CPI将上升１％。

这意味着，美国普通消费者必将感受到美中贸易战带来的影响。百姓的不满会直接反映到选票上。又不是真的战争，要指望像珍珠港事件后那样，朝野勠力同心,共克时艰，恐怕不太现实。

在这方面,民主政府的耐受力可是没法跟极权政府相比。咱们当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中南海还不是一样歌舞升平，波澜不惊。今天的百姓对饥饿的耐受力可能远不如咱们那代人，不过胆子即使不比咱们小，也绝不会比我们大。何况贸易战带来的冲击顶多造成经济萧条，并不会引出大饥荒。政府硬着头皮顶过去，估计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在我这悲观主义者看来，贸易战打不下去，很可能到最后双方都会做一定妥协。

但即使贸易战半途而废，达不到迫使中国放弃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目的，川普也引起了举国对中国威胁的重视，中美的权宜婚姻到头了。这应该是他为拯救文明世界作出历史性贡献吧，虽然他不过是个只知捍卫美国利益，乱咬盟国的奸商，并不是称职的国务家，遑论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