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学不了邓小平 仅表面相似

　　【川普胜选后，各路学者众说纷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宏观部主任贾晋京、研究员卞永祖等敏锐地捕捉到，川普所面对的局面与当年的邓小平有一定的相似性，独辟蹊径撰写《若川普师从邓小平，他会真伟大》一文，观察者网刊发后，引发了热烈讨论。在争议声中，最主要的焦点是两个：川普与邓小平表面上的相似性，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川普是否真能学成邓小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的这篇文章，正回应了这些问题。】

　　王文院长和他的同事，都属于立足中国立场、运用中国视角的学者，所以，川普成为当选总统之后，他们没去纠缠民主还是民粹、寡头还是共和等半真半假的西式问题，却一眼看到了美国未来新领袖与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

　　这个判断里有基本事实，也包括主观愿望。基本事实主要是，川普在竞选中所表达的理念和主张，与当年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的一系列理论论述，两者具有一致性。而主观愿望，则是寄希望于川普通过对中国的“理论尊重”和“师从”，减少对于中国的误解，提高美中之间的战略互信。

　　这两方面都很正确，笔者也很同意。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川普意图推动美国内政外交的大转变，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主政后给中国带来的大转变，两相对照，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要进一步推测川普能不能真正做到邓小平当年所做到的事情，发挥出邓小平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却需要做一番更深层次的分析。

　　为什么会有一致性？

　　“川普语录”与“邓小平论述”之间表面的一致性，源于两个人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之间深层的一致性。

　　在邓小平时代之前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将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位置上，并在中苏决裂之后，将这场革命的目标定为“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计划通过与中国革命类似的成功模式，首先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逐步夺取胜利。

　　1960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的会谈中公开表示，“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不管什么政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中国有义务和责任把“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2年，原定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亚非拉人民斗争）政策，被定为“修正主义国际路线”受到批判。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重新树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为号召，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批判了苏共和意共、法共等的“和平过渡”思想。

　　在当时毛泽东的头脑中，国力不是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已经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而且“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回顾地看，这些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世界范围的“革命统一战线”，也就是当时的“全球化”。

　　不能说那一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据统计，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曾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5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从这一个侧面即可证明，当时的确出现过左翼革命造反思想的“全球化”。

　　在左翼思想“全球化”的影响下，1966-1968年世界范围的左翼运动，与中国同时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交相呼应。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席卷全法国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高潮时曾有900万人参加罢工，占领工厂。抗议示威者喊出“消灭资产阶级”、“打碎旧世界”的口号，不少青年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宣传“一切资产阶级都是纸老虎”的思想。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示威人群

　　在中国和法国两个运动中心的共同影响之下，南美、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先后涌现出众多“毛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六十到七十年代，非洲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独立国家达到了30多个，面积约占非洲总面积的2/3，人口约占非洲总人口的3/4。在一段时间里，的确出现了“世界革命”即将进入高潮的一种形势。

　　然而，这场世界性运动终于还是没能成功，预想中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大革命迟迟没有到来。最重要的是，随着运动的持续，中国自己越来越不堪重负。

　　在国内，极端的“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束缚自身的意识形态桎梏，所有具体政策都背上了“主义”之争的包袱，改革无法进行，经济发展停滞，革命动力衰竭。而在世界上，尽管毛泽东向全世界做出了“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宣告，但对外输出革命毕竟需要有巨大财力物力作支撑，而当时的中国自己还没完成工业化，综合国力严重不足，国民收入水平很低，要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去发动世界革命，即使动员出最大的革命热情，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终究还是无法持续。

　　邓小平的改革，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解放思想，就是解除意识形态桎梏，放弃世界革命和目标，不再背负“政治正确”的重担。而实事求是，就是回到中国自己的事情上，着手解决最基本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搞活市场，解放生产力，埋头建设基础设施，为经济起飞搭造平台。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李光耀会谈时，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大转向的开始。经过了一些波动和反复之后，到1990年，邓小平又确定了“韬光养晦”、“决不扛旗”、“有所作为”等新的原则，彻底完成了这个180度大转向。

　　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正是在“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一总方针指导之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速崛起。1978年的中国，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从未用“让中国再次伟大”做口号，但今天却充满自信地宣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对比美国。差不多与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同时，美国掀起了一场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名的“新自由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