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都负有一笔隐含的债务。这个国家好心让你进来，给了你一堆权利，现在放手让你自己去发财。左翼和右翼可能在允许多少人进入这个国家，或者当他们进入这个国家之后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希望他们的善意能得到回报。
他们一致认为，来到美国就足够了——只要你通过努力工作迎接机遇，你就能拥有这个国家的所有权。作为交换，双方都期待忠诚——无怨无悔地效忠于国家的理想，感谢那些开明慷慨的人努力对抗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而你，被压迫的移民，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保护你追求美国梦的自由的人。
大选过后，人们一致呼吁停止将拉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后者程度相对低——视为一个单一整体来看待。这种反思早就应该进行，而且肯定是必要的。南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美国人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危地马拉渔业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在根本上是事实，而后者又与格兰德河谷一带的第五代得克萨斯人没有任何真正的认同感。
同样，加州奥兰治县的前越南难民对“共产主义”指控的敏感度，肯定会和洛杉矶郊区高速路上的常春藤校毕业二代印度裔美国人不同。选票的群体分布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其中一些人最终忽视甚至支持川普第一届政府的仇外情绪，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情绪令人憎恶，违背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这一点毫不奇怪。
这应该是相当明显的——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有不同想法，特别是不同世代的人——但移民债这一典型的美国观念把所有移民都拉到固定的类别。这些分类可能有助于组织数据，但它们不能捕捉到关于人们投票方式的任何有意义的见解。
正因如此，右翼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群来自“粪坑国家”的弃儿会抱怨美国。正因如此，那些在咖啡店里贴着“欢迎移民”的标语，那些欣赏移民故土美食之精妙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被抛弃的人会投票反对自诩为他们的保护者的人。这种亏欠是一个单一整体。
2020年的大选有望让人们醒悟这些分类是错误的。出口民调和选前调查显示，移民人口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转向共和党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似乎是地区性的，最明显的是在南佛罗里达和格兰德山谷的部分地区；亚裔美国选民似乎也在转向右翼。这些数据目前仍然是初步的、凌乱的，难以负责任地量化，尤其是考虑到通过邮寄投票的人数空前庞大，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川普总统残酷的移民政策和他不断重复的“中国病毒”掀起了一股支持民主党的浪潮。
尽管这些结果在早期的民意调查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但移民选票向右转移的看法让许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同时也引出许多老一套的推断解读。65%的拉美裔和61%的亚裔美国人把票投给乔·拜登(Joe
Biden)，但任何群体出现下滑对民主党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最简单也是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将“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区分开来——不要再把他们当作一个统一的群体来对待，不再用同样的民调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投票偏好，也不能用同样的民主党大局信息来向他们宣传。
这似乎是谨慎而必要的第一步，已经在全国多个地方和州的选举中被采纳。在最近一期《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徐华（Hua Hsu，音）解释了2018年，拉丁裔民主党议员吉尔·西斯内罗斯(Gil
Cisneros)在白人、拉美裔和亚裔数量相当的一个加州国会选区与年轻的韩裔共和党人扬·金(Young
Kim)竞选时，是如何采用数字竞选策略、通过人们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来锁定移民人群的。他通过社区主要的通讯方式微信向华裔选民宣传，通过KakaoTalk向韩裔选民宣传——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应用将散居海外的韩国人与家乡的亲戚联系在一起。
西斯内罗斯并没有为每个人群量身定制单独的信息——只是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上使用他们的语言联系他们，仅仅是这样就让他扭转颓势，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席位。（在今年的复选中，扬·金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西斯内罗斯，这或许是移民投票向右转的又一证据。）
共和党在南佛罗里达和南得克萨斯的成功也可以部分归功于这种分门别类的方式。大选前几周，南佛罗里达州开始在西班牙语广播电台发布激进的反共信息，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虚假信息。这些活动不仅针对历史上倾向右翼的古巴裔美国人，还特别针对最近的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移民。据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初选期间成功争取拉美裔选民时的策略师查克·罗查(Chuck
Rocha)说，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有效地解决过这些问题。
得州现任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自2014年起在格兰德河地区积极争取墨西哥裔美国人选民，并奠定了社区团体的基础设施,
这些团体现在变成了“川普列车”——由卡车和汽车组成的大篷车队，在历史上支持民主党的各县巡回，沿途发展新的支持者。
相比之下，拜登的竞选团队在南得克萨斯州只做了草率和缓慢的努力，也没能争取到南佛罗里达州的选民。虽然要说明这种情况发生的确切原因，或者它在投票中可能产生的确切效果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但这两个地区都出现了向共和党倾斜的趋势，帮助川普在这两个州获得了胜利。
我毫不怀疑，未来民主党人将竭尽全力，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解决这些摇摆不定的局面。但如果他们认为，本次选举中第二大投票人群拉美裔，以及全国增长最快的投票人群亚裔美国人非常重视由左派所定义的种族主义和偏执，所以还会继续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民主党人还会继续误判这些人群内部的复杂性，而这些人群基本上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
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和做出具体目标定位，无疑将为民主党创造更清晰的图景，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应该自动过渡到高度集中的小型竞选活动，以满足每个人口群体的明确需求。发现问题的工具并不总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
今年早些时候，我通过翻译与周明（Zhou
Ming，音）做了一系列对话。周明是纽约的一名送货工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做小生意，结果没有成功，只得从事现在这个行业，因为它可以接纳一个不会说英语的54岁人士。像许多移民一样，周明来到美国时，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形势没有多少切实的了解——他模糊地知道美国黑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并认为华裔美国人会团结一致，照顾彼此的最大利益。
他对于新家园的理解，完全来自于中文电视频道和社交媒体——下班后，他会躺在床上，靠手机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川普正在用新冠病毒煽动反华情绪，但他基本看不到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迅速回应，因为它们大多是英文的，迎合的是立足更稳的亚裔美国人。事实上，“亚裔美国人”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如果连在美国的华人都不能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群体行动起来，“亚裔”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纽约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期间，和许多送货员一样，白思豪(Blasio)政府下达的全市宵禁令给周明造成很大困扰。他看了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视频，知道这起杀人事件是不公正的，但他找不到举起抗议牌的真正理由。弗洛伊德不是华人。
周明自己与警察有过龃龉，但他不认为送货员的问题与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有任何关系。他是觉得抗议活动鼓舞人心，主要是因为他钦佩黑人群体能站出来抗议对其人民的不公正待遇，但他觉得这跟自己无关。他们的抗争不是他的抗争，民主党围绕警察和反种族主义发出的广泛信息基本没有传达到他这里，不仅仅是因为他从没在中文媒体上看到过这些信息，也因为不管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或有色人种，或是任何可能将华人和黑人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人群类别，他都没有感到任何共鸣。
实用主义者看到周明这样的新移民，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没有真正脚踏实地的生活，也不认为自己的命运与美国命运息息相关，那他是不可能被打动的。但这种假设也存在问题：周明的观点在第一代移民中很普遍，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倾向于不关心政治，但近年来还是有人努力把他这样的人组织起来，无论是通过中文社交媒体应用上蓬勃发展的“反平权行动”运动，还是靠基层和劳工组织。
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可能奏效了：一些初步数据显示，亚裔和拉美裔的投票率在这次大选中有所上升。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里，周明甚至还对政治运动有所涉足。2018年，他参加了一场集会，见到了华裔组织者，并与黑人和拉美移民送货员一起抗议白思豪政府对电动自行车的取缔。
周明带着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这场多种族参与的运动完全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他说，如果拉美人和黑人移民送货员没受这一禁令的影响，他们才不会出现在由华裔工人组织的集会上。
但他们确实出现了。如果民主党想要分解移民人口，他们必须对这些群体之间的动态进行艰难而清晰的审视，并提出一个能寻找到共同利益点的广泛信息。对越来越多认为自己处于美国种族等级之外，或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身利益更符合中产白人选民利益的人来说，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和反仇外信息起不了作用。
答案或许在于彻底废除“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的概念，代之以“移民”的概念。过去，反种族主义的信息依赖于诸如亚裔美国人、拉美人和“有色人种”集合的分类。这三个都是抽象概念，与移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关联。我的叔叔在洛杉矶生活了40年，从纯粹的分类学角度来看，他现在可能明白自己是“亚裔”，但他还会嘲笑“有色人种”的概念。他与同类“有色人种”的交流大多是在厨房里进行的，他是个厨师，和拉美裔同事讲一种韩语和西语混合的语言。
“可笑的是，”政治策略师戴维·肖尔(David
Shor)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共和党真的在组建左派一直想要的多种族工人阶级同盟。”作为在移民社区走访多年的记者，我和肖尔有同样的担忧。共和党关于艰苦奋斗、资本主义和自由的信息在大部分移民看来都很有道理——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叔叔和像他一样的厨房工，会选择在这个国家扎根的原因。
民主党必须找到一个类似的广泛平台，关注工薪阶层移民在医保、高质量教育机会和其他统筹项目上的需求。如果民主党想继续在移民众多的州——如今包括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和亚利桑那这些摇摆州——赢得选举的话，他们必须找到一些连贯的信息，而不仅仅是指责“对家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这一根植于移民人情债观念的信息在穆斯林禁令、“中国病毒”和边境上对家庭的不人道对待之后都不起作用，它在未来又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尽管“有色人种”这样的词听起来有些空洞，或者甚至令人困惑，但跨越数代的移民起码共享着在异国他乡建立生活的经历。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分解开来，然后重新组成一场更广泛的运动，就以现有的、志同道合的基层组织——比如伯尼·桑德斯在内华达州的竞选催生出的组织，以及纽约和加州的移民劳工组织——为基础，培养一种团结精神，对这些定义模糊且局限的群体，要减少对其归属地和国籍问题的强调，而增加对其作为工薪阶层移民在美国及其祖国的共同经历的重视。
在针对这些群体的信息中，有太多关注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担心的是在精英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如果民主党想驳斥“社会主义”的指控——这些指控可能对逃离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特别有效——他们必须停止相信一位移民来到美国后，就会立刻开始担心诸如最新的漫改电影里有多少亚裔或拉美裔演员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应该完全放弃反种族主义的信息。这一努力必须包括划清美国黑人、拉美人和亚裔移民的需求这一迫切有待完成的任务；这将终结两个利益和行动经常互相冲突的群体之间混淆和有害的合并。通过语言、饮食和文化，每个移民心里都仍有部分对祖国的认同。建立合理的同盟才是前进之路，不仅对移民自己，而且对他们与美国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的关系也有意义。
这一策略将要求正在向上流动的第二代移民——最有可能肩负向公众传播这一信息的责任的人——做一些可能违反直觉，甚至与认知相矛盾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我们宽泛定义为“有色人种”的多元化政治。这些分类或许能帮我们在学术和工作中周转，但只能与我们这一群体中通常比较富裕的小部分人产生共鸣。
已故历史学家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认为，只有白人背叛了白人种族——即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里的对手不是黑人群体，而是利用种族主义去分裂本应利益一致的工人的富裕阶层时，美国的种族主义才能得到解决。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这些已经融入专业人士阶层的人也必须背叛“有色人种”，帮助建立工人阶级移民同盟，从鱼类加工厂的危地马拉人到开出租的孟加拉人，再到餐馆里的华裔和越南裔员工，以及农场里的墨西哥劳工。
就算不是为民主党的未来，我们为自己也应该这样做。那之后，我们才可能终于觉得自己属于一场广泛的多种族运动的一部分，毫无愧疚地为我们家人的最大利益代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