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岳则评论文章：美国拜登政权对中国的强硬姿态似乎有些加强。不仅沿袭了针对通信和半导体等支柱产业接连出台限制措施的川普政权的方针，还扩大了制裁对象。不过，另一方面也存在“中美脱钩”的影响看起来轻微的领域，那就是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
“与中国企业的沟通渠道丰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以下简称：纽交所）负责吸引海外企业上市的Alex Ibrahim如此说。纽交所即使在中美对立激化的背景下，仍以中国北京的事务所为基地展开活动，专注打造与拥有实力的初创企业的关系网。
中国企业的赴美上市热情也并未减弱。据金融信息企业路孚特（Refinitiv）统计，2021年1～3月的中国赴美上市企业数为19家，按季度计算创出2010年10～12月以来的新高。中国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也在最近启动赴美上市程序。美国拥有很丰富的投资者层，对高科技企业的亏损上市也很宽容，因此作为融资来源显得充满吸引力。
中美对立的影响并非为零。纽交所遵循川普前政权的方针，决定对中国国有通信企业实施摘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尝试收紧上市规则。其内容是要求赴美上市的海外企业的审计公司接受美国当局的审查，这有可能让中国企业被迫退市。
即便如此，华尔街并未停止帮助中国企业的赴美上市。上市规则的收紧具有宽限期，存在避免摘牌的可能性。一家美国大型银行的股票承销部门高管说“还存在像阿里巴巴集团和百度那样在香港二次上市的选项”。对美资银行来说，承销业务是利润率较高的业务之一。
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华尔街称得上为数不多的美国“朋友”。在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大型银行受到不良债权困扰之际，中国政府请求美资银行就不良债权处理提供支援。在中美对立激化的川普前政权时代，中方曾拜托接近川普前总统的美国金融首脑担任调停人。
纽交所获准在北京设置吸引企业赴美上市的基地是在2007年。据称，高盛前首席执行官（CEO）、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保尔森当时积极游说了中国政府。这是应“老东家”华尔街要求的行动。背后也显示出中国和美国金融界的深厚联系。
美国金融界希望扩大中国相关业务，中国期待美国金融界的政治影响力，IPO市场的活跃浮现出这样的局面。即使国家间的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这种互惠关系似乎也不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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