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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媒直新闻采访报道:
直新闻:吴先生,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30日开启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他也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如何看待阮富仲访华的特殊意义呢?
特约评论员 吴蔚: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成为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我认为这绝不是巧合,事先一定经过了中越双方密切的沟通,中方如此安排自然有其深意。
另一个重要细节是,陪同阮富仲访华的是一个规格很高、规模很大的访问团。根据越南官方媒体披露,此次陪同阮富仲访华的有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内政部部长在内的多位越共中央高层,还有包括公安部长、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政府高官。它预示了阮富仲此访事关两党、两国交往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又一个细节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党保持着党代会后互致贺电、高层互访的惯例。在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访的目的地就选择了越南。阮富仲此番访华选在中共二十大之后,正是对友好默契的遵循。2021年1月31日,在越共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阮富仲第三次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天发去贺电予以热烈祝贺。前几天,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后,阮富仲也第一时间发来贺电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党的总书记。阮富仲在贺电的最后着重写下:“我期待早日同您再次见面,就重大战略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上述两个细节充分地体现出,中越党际交流引领两国交往的举旗定向作用,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无疑对这个双边关系的维系起到了关键的正面加持作用。阮富仲此次访华,中越双方会否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能、新的历史意涵,无疑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
此外,除了从中越两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还要从中越两国携手推动周边区域友好发展的角度展望阮富仲访华的意义。越南是东盟国家、是南海的域内国家,它的政治影响力、经济体量、军事实力都是区域内极具分量的。随着数个重要国际会议即将在东盟国家召开,国际政治舞台即将迎来所谓的“亚洲时刻”。在那一刻到来前夕,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域内重要国家提前对表、商定下一步沟通的议题与方向,无疑为区域凝聚共识带来了令人心安的确定性。
此刻,阮富仲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相信更多悬念即将在未来几天揭开,它所传递的信号值得大家继续保持关注。
直新闻:另一方面,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段时间,他在柏林公开发出“反对与中国脱钩”的呼吁。与之相对应的,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却出现所谓的“战略审慎”。吴先生,你如何展望德国总理的访华之行,哪些因素在综合作用?
特约评论员 吴蔚:客观地讲,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访华行程时间并不长,据德国媒体披露可能是一次“当天到,当晚走”的闪电式访问。但它的意义万不可小觑,尤其是当德国政坛已经实现政权更迭,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加速“后默克尔时代”的告别。中德两国关系、中欧两方关系今后的走势,我们都能在朔尔茨此次访华中窥见出一个大致轮廓。
前不久,朔尔茨在出席柏林机械工程峰会时明确表态称“我们不能与中国脱钩,非但如此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与他们的贸易往来”。这番表态为他在总理任上的首次访华奠定了总体基调。
正如默克尔在任期间的历次访华,德国高访团的阵容都是“含金量”十足的,德国的商界大佬们非常清楚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决定性意义。德国媒体十分上道地梳理出此次陪同朔尔茨访华的德企大佬名单:大众、宝马、西门子、默克、德意志银行、巴斯夫化工、德国医药、拜耳制药、阿迪达斯等等。他们当中的许多都在中国有着稳健的投资以及广泛的市场占有率,我毫不怀疑这些德国企业的老总们将再一次把重注押在中国,在北京签署一系列订单,只是从订单的构成上看,恐怕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倾销式订单”,而是与中国的产业升级、市场消费端升级深度嵌套的共生模式。
是的,经过辉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已经崭露头角,中国正在引领全球新能源产业革命。在个别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中国的起步时间、布局程度、市场占有率甚至要优于传统汽车制造业大国德国。在这个新趋势下,德国的名企们很难单纯通过“卖车”“卖鞋”“卖家电”等方式瓜分中国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取而代之的是,用全球顶尖的业界解决方案、制程、加工技术,来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竞争,并最终以共赢的方式分享发展红利。一言以蔽之,强如德国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强国,站在今天的中国市场面前,也必须拿出点压箱底的真本领了。
事实上,我强烈建议德国企业的大佬们认真研读一下中共二十大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这张宏伟蓝图中,外资与外企的可参与性是很高的,随之而来的发展红利是无穷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全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也在以“揭榜挂帅”的方式欢迎世界各国的资本与企业深度参与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将所谓“与中国脱钩”挂在嘴边的政客们真是非蠢即坏,要是听信了他们的谗言,那真是把车开进了沟里。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如今的德国政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朔尔茨总理的执政根基与政治赋能的取得方式已经与默克尔时代大相径庭。欧洲媒体用“交通灯”来形容德国新一届执政联盟,红黄绿三种政党颜色充分表明了,这个执政集体在一些重大战略方向上多少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当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进一步冲击欧洲政治格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偏见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德国的内政与外交决策。因此我们也频繁看到德国总理与德国外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画面出现,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政治取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政府在战略抉择时的自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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