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初始 李克强亟欲与温家宝划清界线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外国分析人士不断预测中共会灭亡，在他们眼中，一个依靠中央带领、不容许私营企业的计划经济，几乎不可能无限期存活於充满活力 的中国社会，因此就算1989年国家来到革命边缘，一系列共產党垮台的骨牌效应似乎即将推翻中共，但事实证明，他们具有足够韧性承受这一切，随著经济飆升 威权主义得以苟延残喘，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很难在中国上演，毕竟政府已建立一套无孔不入的维稳措施。

一条橡皮筋纵有再大韧性，但持续拉扯下不但会弹性疲乏，而且还有断裂的可能。《经济学人》说，这些“拉扯”最明显的具体表现便是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贪婪 的地方官员廉价收购土地引起农民大大反感，年轻的农民工比起上一代更雄心勃勃、更不温顺，城市裡中產阶级正迅速增长，三个族群成為组织抗议活动的主力，而 且根据歷史，他们很可能是压倒威权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台湾与韩国提供了最鲜明的例子。

当中以中產阶级的声音最强烈、情绪最愤怒。贫富不均与机会不均导致阶层流动如一滩死水，他们也受够了不安全的食品、骯脏空气和在河裡奇幻漂流的死猪，微博 上便有人挖苦道：“一群猪在会场鼓掌，另一群有良心的猪跳黄浦江自杀了。” 还有人大力反讽“水龙头打开就有排骨汤喝”这件事。

问题不能再延宕

期待中国改变不是凭空而来，《经济学人》认為原因有二：其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之发达使信息传递无远弗届，当局越来越难欲盖弥彰，亦无法无动於衷；其二， 中国领导人已体悟到问题不能再延宕，开始认真看待政治改革，例如2013年的全国人大不再有奢华宴会和炫富现象，大部制改革同样展示政府推行精简之举，习 近平谈到改革时就曾说：“要敢啃硬骨头，要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然而如此的新政策并不意味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正如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别人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不公平也不準确。”《经济学人》指出，傅莹想表达的即是强化党的统治， 与习近平欲巩固共產党正统性的南巡私下讲话不谋而合。

近来在中国知识界蔚為时尚的举动，是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56年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他们得到的结论是革命的產生并非源自统治者抵抗改变，而是他们试图改革，结果却超出期望变得难以控制。如果托克维尔所言不假，习 近平正处在极為严峻的两难境地：為了生存，党不得不改革，但改革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险，或许哪一天他将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推动政治变革，届时我们 希望不会再看到随波逐流的死猪。

李克强亟欲与温家宝划清界线

习近平以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导人便是李克强，在就任总理之后的第一场见面会他提到：“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如此精妙言语让《经济学人》认為，李克强亟欲与温家宝划清界线。

共產党内部的批评者并不避讳的将温家宝在位的十年称作“失落十年”，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一直以来呼吁大胆改革，包含政治改革，但实际行动付之闕如，任期结束 之前甚至爆发27亿美元家產的丑闻，证明他无法抑制妻子和家属通过网络关係攫取惊人财富，也符合西谚揭示，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Easier said than done）。

继承温家宝位置的李克强，恐怕很难感受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福荫，猖獗的腐败、环境污染、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居民与农民工间的不平等、过於仰 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以及大量信贷流向国有企业等皆是棘手难题，更重要的是李克强身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政治系统，将使他难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儘管冠 以总理头衔，政治局常委会裡排名第二，但李克强仍得服从党内一贯的集体领导，意即任何政策变化必定会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例如地方领导、国有银行与政商 关係良好的家族等。《经济学人》指出，李不像温家宝画大饼，展现出较為务实保守的态度。他也承认：“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现在触动利益 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淌，因為别无选择。”

等待李总理何时“甩开膀子”

出生於安徽省，李克强仅仅是地方干部之子，在文革时期成為“下乡知青”，后来在学风相对开放的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一路走来通过在共青团工 作逐步累积政治资本，如同胡锦涛当过共青团第一书记。如此看来，李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没有雄厚的太子党背景，妻子也只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而不从事商业投 资，这些反而让他有不重蹈温家宝覆辙的优势。根据新华社的报导，李克强曾说：“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 而且“既然担任了公职，為公眾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接受全社会、接受媒体的监督。”

但是李克强就像所有的党员一样，谨慎、努力加上忠诚使他得以受拔擢，而非以大胆举措闻名。1998年担任河南省长期间，该省爆发严重的艾滋疫情，数十万人 受到感染，纵使危机之大，但李克强却选择与虎谋皮试图掩盖，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主政河南后期，或许基於补偿心态，李克强呼吁政府拨更多经费照顾艾滋 病患和教育孤儿。

过去五年位居副总理用以见习总理的李克强，帮助推动让数亿农村居民受益的医疗保险，然而《经济学人》认为，最大胆的改革仍旧是纸上谈兵。2012年由中国智库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共同完成的报告《中国2030》（China 2030），敦促数项结构性变化，涵盖国有企业及户口制度改革，目前尚不清楚来到权力顶点的李总理会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他何 时“甩开膀子”。

学法不等於拥护法治

除此之外中国网民也在猜测，新领导班底中有不少人具备法学背景，是否象徵中国有机会迈入完善的法治社会。记者雷切尔·卢（Rachel Lu）於博客“茶叶之国”（Tea Leaf Nation）写道，习近平於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获法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加上李源潮 曾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部学习社会主义，从而取得法学博士，无不让中共第五代领导显得格外新鲜。

法学背景的领导人在美国并不罕见，但中国没有如此传统，新浪微博用户@老大哥在看著我们说：“49-76独夫治国，78-89强人治国，90-12官僚治国，真心希望13开始是律师治国的开端。”

虽然部分人士抱持著很高的期望，认為中国即将迎来法治的黄金时代，但也有人没那麼乐观。他们警告:知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都拥有法律学位，不可以偏概全，诚如用户@ Joey_Gillatt说：“如果学法律的人会更重视法律，那照道理讲希特勒要支持艺术，毛泽东支持教育，在东正教中学读书的斯大林支持盖大教堂。”

雷切尔·卢引用于建嵘教授的说法指出，在中国很多情况乃是名不符实。习近平和李源潮表面上身為法学博士，但他们并没有学习法律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等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没有领导人曾从事法律工作。因此重点在於，引述@眾裡寻他千百度2000所言：“是不是懂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制 度，使不懂法的人也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要老依赖某一个人，应该想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否则中国永远是人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