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异见已成过去式 需警新六四抬头

　　“六四”24周年纪念日已然过去，但是让很多当年参加过“六四”的人感到失望的是，今年的“六四”无论是社会讨论,还是民间的纪念活动，都堪称近二十余年来的低谷。对此有分析认为，“六四”已然成为过去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发生类似“六四”那种政治性示威游行的土壤，但是因为征地、PX项目、计划生育等引起的社会性示威却如“新六四”的狼烟一样遍及中国，假如中共依然延续此前如对待六四问题那样的暴力过激手段，那这些社会性事件或将成为中共面临的“新六四”。因此中共目前更需要担心的是这种日益增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用更为妥善的解决，以防止这些事件中的社会口号渐渐向政治目标转移，方是习李新班子在社会管理上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在“是否该平反六四”这个议题之上，很关键的一个讨论点就是平反六四之后，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让中国地方之上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从而影响中共执政的稳定性。保守的学者认为，即使正视“六四”，中国社会也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社会目前虽然矛盾增多，但大多是围绕在经济、社会层面，如拆迁补偿，一胎政策等，即使是2012年外界关注的陈光诚也仅仅是对地方政府在实行一胎政策时的暴力方式不满，都没有牵扯到政治层面，完全不同于“六四”时期社会对于政治改革的关注。

　　六四后的天安门广场

　　但中共体制内的声音则较为统一的认为解决“六四”必须以理性妥协以及保证当权者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这种基础和前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不存在。20年来，由于大规模的改革而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在仍然面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任何过于大胆的试水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

　　但实际上在今天中国，最让中共感到警惕不安的并非是那些民运人士、异见分子，而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各地频频发生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如同2007年的厦门、2011年的大连PX项目散步、前几年的什邡的钼铜项目骚乱和启东事件、乌坎事件、昆明民众散步等等。

　　六四为权 乌坎为利

　　在对这些群体性事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这些示威游行中，与六四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诉求，而非向当局索要民主或自由。最大的相同就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处理过程中采取一味的“打压”手段，如2012年乌坎事件之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的时评，称基层政府不能把本属民众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

　　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之间的转变往往就在一线之间，而这一线就取决于政府面对此类事件时的处理手段。同样以被认为在今年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乌坎事件”为例，此事也是源于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问题上，因为牺牲农民利益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随后乌坎村村民组织示威游行，并因乌坎村民薛锦波的意外死亡使得游行扩大化，与前往现场维稳的军警对峙，封锁入村道路。

　　随后事件愈演愈烈，大批村民开始聚集，并在村内拉横幅游行，要求中央介入调查官员腐败问题。当局也派出大量军警前往村外进行封锁。数千名愤怒的村民连续几日聚集示威，哀悼薛锦波，他们挥舞拳头，哭喊“还尸放人”。但即使是在热衷报道中国政治的西方媒体严重，乌坎村的“领导者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在反党、反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热爱共产党，只希望北京的高层领导能来到乌坎，依法惩办腐败的地方官员。村民们希望他们的诉求受到媒体、社会和中央高层的关注，而且尤为担心他们的抗议行动被外媒错误地描述为“起事”、“革命”，即推翻中央政府的一场运动。

　　因此可以看出，在类似于乌坎这种事件背后，反映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是矛盾频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越来越低，根本原因大都是在土地、拆迁等问题上，普通民众、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民众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寄希望于把矛盾越闹越大，引起外界关注;开发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忌惮于强拆的后果;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强力”维稳。

　　假如当时乌坎村民过度激愤，如“六四”时期一样打出要求政改、民主甚至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旗号，届时政府该如何处理。如“六四”一般武力镇压显然会给外界落下更多把柄，而屈从民众意愿进行解决，又会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产生示范效应，届时中国各地难免不会出现“狼烟四起”的局面。

　　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出现各类矛盾，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在这种国家机器与国家公民的博弈过程中，无论是政治议题还是社会议题，都应该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即使对于一直因“一党专政”饱受诟病的中共来说，在经历过“六四”种种事件之后，也应该对自身有所反思，一个尊重公民的政府，一个懂得妥协并愿意和公民、舆论有商量的政府，只会赢得信任而非失去人心，只会提升形象而非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