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愛打扮 文革被紅衛兵批資產階級

　　“文革”開始之後，江澤民在一機部下屬的武漢熱工所工作了幾年。這是一個從北京南遷的單位，江澤民則是從上海調過去工作，40多歲的人拋妻別子重新過上了單身宿捨生活，儘管是所長，他堅持要和幾個年輕同事分享宿舍。江澤民注重自己的儀表，曾經被朋友開玩笑說“大腦袋小梳子”，他大方地回答“愛美是人的天性”。紅衛兵一度指責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憤怒地答道：“無稽之談！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蟲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爛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財產！”本文摘自第157期《博客天下》，作者欒慧、湯涌，原題為《江澤民在1970年代：從工程師到政治人》。

江澤民身穿西裝會見小布什夫婦

　　東方面孔，在1971年的羅馬尼亞很罕見。

　　“一位東方人顯得非常搶眼，他就是中國援羅考察組總組長江澤民同志。”劉錫惠在2014年3月底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江澤民在一機部（1970-1980）》一書中回憶道。

　　他記得這位一機部的援助羅馬尼亞總組長顯得意氣風發，一套深色的西服，內搭花格領帶，中等偏高的身材，瘦削的國字臉稜角分明，戴一副寬邊大眼鏡，腰板挺拔，步履穩健，裝束得體。

　　1971年的中國，依然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下，國內幾乎無人穿西裝，即使是職業外交官，出國也多穿中山裝。

　　此前的江澤民剛結束了幾年近乎閒置的生活，“文革”開始之後，江澤民在一機部下屬的武漢熱工所工作了幾年。這是一個從北京南遷的單位，江澤民則是從上海調過去工作，40多歲的人拋妻別子重新過上了單身宿捨生活，儘管是所長，他堅持要和幾個年輕同事分享宿舍。

　　江澤民注重自己的儀表，曾經被朋友開玩笑說“大腦袋小梳子”，他大方地回答“愛美是人的天性”。

　　紅衛兵一度指責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憤怒地答道：“無稽之談！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蟲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爛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財產！”

　　江澤民在武漢被停職2年，其後又去“五七幹校”的農場勞動1年，按要求養豬種小麥。在武漢熱工所的4年，他權力被架空，大部分時間並未用來工作。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視察工作時，江澤民不能參加接見，在宿舍里坐着，直到1970年之後，政治形勢略有鬆動，才得以回到一機部機關。

　　這是江澤民剛剛從研究部門轉向政府官員的第一站，劉錫惠和他握手的時候感到了他的活力，“他的手結實有力，眼神專注而真誠，一下子消除了彼此之間的陌生感”。

　　江澤民面臨的是一份很難對付的工作——中國援羅馬尼亞考察組總組長。

　　1970年代，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和蘇聯的關係惡化，逐漸轉向和中國、南斯拉夫等國家尋求友誼。

　　江澤民此行是對羅方進行考察，推行中國對羅方開展的全套項目援助，幫助羅方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

　　一機部選擇了江澤民負責這個項目，之前他曾帶隊參加過國際電工委員會在法國的會議，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病逝，會議提議對尼赫魯默哀，但中國和印度之間處於邊境戰爭的局面。江澤民讓大家起立，但沒有低頭。這個安排回國後被主管外事工作的廖承志表揚，認為應對得體。

　　一機部受命給羅馬尼亞援建的項目中，有幾個汽車模具廠，江澤民曾經在一汽工作多年。

　　當時的“一機部”是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簡稱，這個主管中國民用機械、電信、船舶工業的部門成立於1952年，脫胎於中國重工業部。在計劃經濟時代，這個國家一度有8個機械工業部，大部分用於發展軍事工業。

　　江澤民很早進入一機部。1962年，36歲的他在一機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4年後，他又被調到武漢擔任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代理黨委書記。

　　在《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以下簡稱《江澤民傳》）的作者庫恩看來，1970年回到一機部，意味着他“23年的一線工作經歷”和“基層時期”階段結束了。

　　被重用的人

　　江澤民受到重用之前坐了幾年的冷板凳，不荒廢業務、不撂下外語，讓他在機會來的時候能一把抓住。

　　“負責人必須具有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業務水平高、知識面廣、懂外語”，這是一機部對援羅項目考察組總組長人選的要求。對外成套項目援助步驟眾多，包括項目選址、生產綱要、技術目標、生產工藝等，並簽訂會談紀要，項目實施效果最終會影響到受援國的利益和中國的臉面。

　　江澤民這位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生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

　　根據庫恩《江澤民傳》的記錄，益民食品一廠的黨代表、副工程師江澤民在1949年9月接待了來視察的汪道涵（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發現這家“陳舊但十分整潔的”乳品廠到處“散發着新鮮冰激凌的香味”。

　　1954年，江澤民被調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作。其後他被派往俄羅斯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這是他最早的外事工作經歷，他的俄語水平在此期間也突飛猛進。

　　江澤民在莫斯科逮着機會就跟人講俄語——這是他學習外語的方法，即多說多聽，從來不擔心露怯。他看了很多俄文原著，甚至愛上了俄羅斯的“黑列巴”——在大多數俄羅斯人眼中，黑麵包比白麵包好吃。

　　這個人的性格似乎也特別適合跟人打交道，他從9歲就開始學習英語，喜好學新的外語（除了日語，他的日語成績是勉強過關，他把這種成績歸結為被在淪陷區被強迫學日語所致），這使得江澤民成為援建羅馬尼亞的合適人選。

　　江家人以快速適應環境為榮。江澤民的妹妹江澤慧考大學時，所填志願皆未能如願，最後調劑到安徽農業大學主修林業學。這令一心想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她頗為痛苦。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江澤民寫信鼓勵妹妹儘快適應環境，“你絕對應該去，而且要成為林業學方面的權威。”

　　人到中年的江澤民也在盡力適應完全不熟悉的羅馬尼亞，他利用在羅考察的時間系統自學了羅語，據說他在和羅馬尼亞方談判期間達到了可以不用翻譯的程度（偶爾說英語或者俄語）。

　　江澤民曾經請布加勒斯特大學的學生過來充當翻譯，但他們碰到專業的詞彙就卡殼。江由此萌生了自己學習的想法。他利用一切空閒時間背詞彙，晚上學習到很晚。“無論吃飯、散步、坐車”，他都隨身攜帶羅語詞典。

　　“產品經理”江澤民

　　羅馬尼亞這個“客戶”口味比較高，他們要的東西都是最好的。江澤民必須在他們“點菜”需求和一機部的“上菜”能力之間平衡。

　　羅馬尼亞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歐洲國家。

　　論綜合國力來說，在華約陣營中僅在蘇聯、捷克、波蘭之後，雖然是個農業國，但一直有油井和煉油工業，當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兩軍對壘，曾經分兵保護羅馬尼亞的油井。

　　有出口石油換取工業製品的能力，羅馬尼亞一直在直接進口歐洲的工業設備。中國設備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羅得到的設備。

　　江澤民在剛下飛機到布加勒斯特乘車穿過市中心時，看見穿越市區的登博維察河和秀麗的風景、十幾層的白色樓房，當場感嘆道：“我們國家要是這麼發達，那該多好啊！”

　　羅方對中方的援助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需要提供跟歐洲同樣標準的機械；項目不必成套，某些程序可以由羅方自己完成。

　　江澤民敏銳地覺察到羅馬尼亞是跟中國以往的一些援助國，比如朝鮮、阿爾巴尼亞等是不一樣的，這對援助方中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套餐”變成了“點菜”。

　　這不是一個上什麼吃什麼的客戶。

　　江澤民認為必須根據受援國家的變化，將援助模式進行有針對性的改變，如果不調整，羅方不接受，項目有可能會就此胎死腹中，傷的可能就是兩國的和氣。

　　1971年10月，江澤民回到國內，陪同他的就是中國駐羅經濟專員劉錫惠。援外處工作失誤，忘了找人接機，他落地後給對外組幹部陳仁慧打電話，說行李太多，希望來個車接一下。

　　陳仁慧回憶，當時只能找到一輛破舊的麵包車，把江澤民從機場接到了一機部汽車局大院的職工集體宿舍。

　　他們找到時任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江澤民當面提出，援羅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而應該調整。

　　“你小江澤民不知道部里這個底線嗎？你不要把事情辦砸了。”周子健急了。

　　“部長，請您先聽我把話說完，再發火也不遲啊。”江堅持將其在羅馬尼亞考察所碰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匯報。周對江的建議給予了肯定，讓其起草報告，上報部黨的核心小組進行研究。

　　這一“火花四射”的交鋒過程令一旁的劉錫惠對江頓生敬佩：“澤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懼怕領導批評，敢堅持原則，不怕丟烏紗帽。”

　　江澤民對問題的概括能力很強，他對羅馬尼亞的工業水平這樣評價道：“羅工業具有一定水平，羅方要求我援建的項目主要是為了填平補齊……羅的土建公用設計水平較高……施工速度很快。”

　　這些報告也說服了外經部部長方毅。方毅和江澤民不熟，過去一直熟悉的都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方式，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被江澤民說服，他評論江澤民“真是不簡單，有充分依據”和“極端負責”。

　　羅方提出的一些高要求加速了國內設計部門企業對產品的改造升級；而且在與羅接觸期間，中方也趁機接觸到歐洲國家的一些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對中方也是大有裨益的。

　　1972年2月，他寫下長達18000字的援羅工作考察匯報，對援羅工作的體會和經歷進行總結，並提出問題和建議。其後援羅項目的談判和實施，他都適時跟進。所有援羅項目從1976年開始逐步投產，大部分項目基本在1984年就完工。

　　帶隊伍的人

　　這個人教育年輕人多學習，少搞運動，他眼中的國家也該如此。

　　江澤民在羅馬尼亞期間走訪了各大城市和鄉村，在他剛剛寫完第二份考察報告之後兩天，一架飛機墜毀在內蒙古溫都爾汗。乘坐這趟飛機的是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妻子葉群和兒子林立果等，“九·一三”事件發生。

　　在國內的人們困惑無助的同時，援羅總組長江澤民努力地在援羅工作中排除極左影響。當時的考察組中，有一些專家熱衷於“文革”那一套，在羅沿用國內軍隊連、營、團的稱謂，令羅方不解，甚至引來不滿。江澤民發現後，告訴專家們其中引發的誤會，及時進行調整。

　　援羅首個項目考察組汽車模具廠考察組在進行方案討論時，產生了矛盾：彼此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誰也不服誰，甚至吵架、拍桌子。而羅方工作人員就住在隔壁。

　　得知消息的江澤民利用周末趕到考察組居住的小山莊。他跟考察組的成員聊天，散步。晚上吃飯的時候，他和專家們吃烤魚，有說有笑。後來考察組再也沒有出現過吵架。他就這樣化解了彼此之間的矛盾，成為公認的“做思想政治工作高手”。

　　江澤民喜歡接受西餐，羅馬尼亞當地的特色飲食——山羊奶酪和玉米麵做的食物，他都樂於嘗試，但是對不能欣賞本地食物的同事的胃，他也努力照顧。

　　在羅馬尼亞考察的一名童姓工程師遭遇車禍，撞掉4顆門牙，被送往醫院住院。童不懂羅語，無法與醫護人員溝通。江澤民為此特別編制了一份常用中羅文詞彙表，比如“牛奶”、“茶”“喝水”、“去衛生間”，解決了童的日常生活需求。童不喜西餐，他就每天堅持給童送雞湯。他曾為生病的同事到大使館找鹹菜，但沒找到。

　　繁忙的工作讓江澤民一度臥病在床。一機部對外組負責人張劍飛只得以組織的名義寫信給他讓他多休息。

　　1972年底，因為援羅考察項目得以出色完成，江澤明被調到一機部外事局工作；1973年3月，他成為副局長；兩年後又升任局長。

　　對江澤民來說，對外援助是他不太熟悉的領域，但勤奮工作，不忘學習，與人團結，關心人才，是他在每一段工作經歷中貫徹的幾大要素。

　　在一機部外事局局長任上的江澤民制定了很多外事工作方面的管理條例和辦法，從出國審查到禮品贈送，外事工作變得透明化、制度化。

　　見識了羅馬尼亞值得中國學習的方面之後，江澤民建議一機部在中國駐外使館派駐科技幹部。這是一件創舉。1974年，一機部向駐法英西德意大利和瑞典派駐了5名科技幹部。他們在國外開展科技調研，搜集工業信息，給國內帶來不少有價值的科技資料和科技發展動向。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曾培炎就是當年“科技幹部”當中的一員。

　　外事局工作期間，江澤民仍會儘量保護同事，1976年，各單位被命令“清查”參加“四五事件”的參與者時，江澤民盡力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早在武漢熱工所工作時，有年輕人要去看街頭派系武鬥。江澤民勸告所里的年輕人，“不要上街，多學習鑽研業務”。他還為所里的青年開辦了英語和日語培訓班。

　　武漢熱工所其實是隸屬於一機部的原子能設備製造所。核工程也是江澤民不熟悉的領域，為了儘快地熟悉專業，每天除了工作和運動之外，就是進行學習。

　　“他天天晚上在辦公室學習到很晚才回來睡覺。他系統地讀完了格拉斯登編著的長達300多頁的核工程教程。”《江澤民同志在武漢熱工所》一書中寫道。

　　丁瑞芝是江澤民在熱工所的老同事。在他眼中，江澤民勤於學習，善於鑽研，是專家型領導。“每次出差途中，總看到他捧着一台在國外參加會議時買的半導體收音機，收聽中央台的對外外語廣播。”丁瑞芝回憶道，“他還總是利用出差的機會，儘可能多地參觀、學習有關科技項目。”

　　江澤民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甚至開始學習西班牙語。在一次訪問智利的行程中，75歲的他用西班牙語進行了長達40分鐘的演講。

　　在調任電子工業部後，江澤民同樣利用業餘時間學習電子學速成課程。他在接受採訪時向記者透露，“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喜歡讀書，我閱讀與我工作有關的東西，一是機械，二是電子……在工作中學習是我的習慣。”

　　愛惜人才的江澤民曾經在一汽工作時，重用一位一直坐冷板凳的工程師—因為其父親開了一間小商店，被認為是資本家。

　　“他父親怎麼樣跟他無關。”在江澤民的支持下，這個工程師後來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多次獲獎。

　　“江澤民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開發人員，但他了解和賞識其他人的才幹。”庫恩在《江澤民傳》中援引一位與他共事的人的話說，“他挖掘出了每個人的潛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已經逐步轉向成一個成熟的、帶隊伍的人。

　　收穫人脈的10年

　　汪道涵把江澤民帶進了一機部，江澤民在那裡收穫了很多日後的合作夥伴。

　　當江澤民在一機部內獲得晉升時，他的良師益友汪道涵正被貶謫家中。“文革”開始後，汪道涵被迫賦閒。

　　這位賞識江澤民的領導成為一機部副部長之後，江澤民隨之進入一機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科長。“對他而言，這是一次改變人生的任職。他至此進入到北京管理的幹部序列。”曾有公開報道這樣評價。

　　汪道涵發現自己和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有舊，抗戰時期，江上青在安徽做統戰工作，打入國民黨安徽省第六行政區任督察專員、公署秘書，在黨內是“皖東北特派員”。

　　根據江上青的請求，上海地下黨派了一批城市地下黨員，充實到第六行政區所屬的縣裡任黨政職務，汪道涵即被委任為中共嘉山縣委書記。

　　江上青長汪道涵4歲，1939年江上青戰死，汪曾為其修建了烈士墓。

　　除了這段溯及父輩的緣分，汪道涵和江澤民二人諸多的共同之處令二人頗為惺惺相惜。汪道涵是安徽人，江家祖上從安徽搬去揚州，兩人都畢業於上海交大，二人都曾從事地下工作。汪道涵的夫人一度是江澤民所在的益民公司的董事長。

　　“他們越來越熟悉，江澤民成為汪家的常客，他們把江當小弟弟看待。”《江澤民傳》中，庫恩寫道。

　　“文革”之後，汪道涵失去了庇護江澤民的能力。江澤民經常去探望汪。這對他來說是有一定風險的。而他的妻子王冶平也在上海照顧和保護着汪道涵的女兒。

　　曾培炎曾和江澤民一起在上海的電器科學研究所共事過，在那裡，擔任所長的江澤民曾經親自指揮了一個大工程，把一座混凝土房子連底頂起來，放在幾十隻彈簧上。這樣建成的房子作為噪音室，可以排除其他來自地面的聲音干擾。

　　清華電子學系畢業的曾培炎曾經回憶過自己和江澤民共事的那段時光，他比江澤民小十幾歲，江是他走入社會後的第一任單位領導。

　　在曾培炎的記憶中，江澤民的講話風格和日後他擔任最高領導人時很像。“講到關鍵的地方，他會插一點方言，比如四川話，說得挺像，也經常英文講幾句，有時還引用唐詩宋詞，他小時候讀過，隨口就來，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

　　曾培炎後來隨整流器室搬遷到西安，到後來在上海和北京籌辦會議時，和江澤民一起共事很長時間。

　　“我們一起住集體宿舍、擠公交車、到食堂排隊買飯，搶着去鍋爐房打開水，就是起草文件、寫總結報告也總是和大家分擔一部分。我們都是離家長期出差在外，他卻經常關心別人，問有何具體困難。同江澤民同志在一起，一點看不出他是一個領導幹部，沒有一點架子，總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溫暖。”

　　在江的推薦下，曾培炎於1982年被派駐中國駐美使館擔任科技幹部，後來成為國家領導人之一。另一位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也曾經有多年的一機部工作經歷。

　　1976年，“四人幫”倒台，江澤民在這年離開北京到上海協助恢復秩序。形勢看起來似乎依然晦暗不明。華國鋒提出了兩個“凡是”。1977年2月，江澤民到“五七幹校”勞動了4個月。

　　在那裡江澤民拔草平地施肥澆水，清理豬圈，像農民一樣蹲在地上，用粗糙的飯碗吃麵條。6月，他回到北京一機部。庫恩寫道，這位50歲的局級幹部甚至考慮離開政府到母校去任教。為此還向以前的合作夥伴找自己當年譯作的手稿—他準備寫論文。

　　這個打算隨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而被取消。

　　被重新起用的汪道涵找到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主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向他推薦了江澤民。江澤民在外事領域長達10年的工作經歷是有力的競爭砝碼。

　　1980年，54歲的江澤民開始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這是副部級職位，在諸多被平反的老幹部恢復職務的時候，年輕幹部要獲得任命需要表現得更加出色。

　　“他（江澤民）在一機部10年的任職經歷，都是對外，為他後來進入兩個管理委員會、中國改革開放搞特區的工作銜接起來了。這段時間的經歷為他進行改革開放方面的工作積累了經驗。”《江澤民在一機部（1970-1980）》的責任編輯張文和告訴《博客天下》。

　　這本書的前言和後記中提到：“江澤民同志在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對外科技合作及技術引進方面進行了創造性探索，做出了特殊貢獻。這段歲月里，江澤民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從工程師到政治家角色的轉變，為進一步走向更高領導崗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這兩個部級機構是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設立“經濟特區”之後，應運而生貫徹鄧的改革的。

　　江澤民獲得的這兩個副主任職務使得他成了鄧的提議的執行者和貫徹者，一機部的10年政治人新手生涯宣告結束，江澤民邁入了中國高級官員的行列，他帶着10年的眼界、見識和珍貴的人脈關係，走向了更高的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