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韩末时期的袁世凯（1850年-1916年）就像摄政王。20多岁的青年顶着“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的头衔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朝鲜总督君临了韩半岛。他动不动就身着全身武装坐着轿子来到宫殿里对着朝鲜国王高宗指手画脚。袁世凯傲慢到连当时在朝鲜的欧美外交使臣都把他称为“监国大臣”。
中国在萨德问题上对韩国的高压态度令人联想起旧韩末时期的噩梦。连日以粗野的言辞轰炸韩国的中国已经跨过了主权国家之间平等外交关系能够容忍的水平。虽然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战略担忧也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粗暴地对待韩国，很可能导致反效果。中国当局应该有所节制，避免触及韩国国民的自尊感。
与中国的主张不同的是，很难认为萨德是美中之间全球战略对抗中的紧急问题。对面临国内外各种问题的中国来说，在国际常设仲裁法院（PCA）败诉的南海主权纷争是更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希望通过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走向世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碰到了巨大的暗礁。南海一带已经不存在基于国际法的、世界市民社会的主权依据，只剩下赤裸裸的力量。中国霸权主义遇到了最大危机。与此相比，萨德是尚未完成实战能力的技术，仅仅是危急时刻保护驻韩美军和韩半岛东南部免受朝鲜核导弹威胁的防御武器。中国称萨德为包围中国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歪曲了事实，而且从根本上无视了韩国在国际政治上独立主体的地位。
中国的过激反应使人重新反思比部署萨德更为重要的韩中关系本质，中国是否真正把韩国视作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近代以后，世界秩序之一就是确定了“平等主权国家的和平共存”原则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世界秩序就是该合约在现代的成就。欧盟也是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扩张到地区同盟体形式的结果。美国文明把来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重建为美洲式并领导着美国式世界秩序（美式和平）。
今天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美国式世界秩序的最大竞争者就是伊斯兰世界秩序和中华世界秩序。若除去伊斯兰文明，在东亚的韩国最关心的无疑就是中国式世界秩序。但是“平等的多数国家的和平共存”这一威斯特伐利亚式理念对于中国文明来说过于生疏。中国的天下观把中国统治者视为在天底下支配万物的超现实存在。对中国来说，中国是宇宙的中心，是区分文明和野蛮的绝对标准。韩半岛，尤其朝鲜王朝是最积极地融入这种中华秩序磁场的案例。
但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中华秩序不可能被复原。因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有着中华秩序所完全无法比拟的人类普遍号召力和正当性。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败诉的南海主权主张代表着中华秩序不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复原。在东北亚地区，从16世纪以来就高喊日本式世界秩序的日本也绝对不可能接受中华式世界秩序。那么剩下的就是韩半岛。中国拥抱全世界都谴责的核武国家朝鲜并且以萨德为借口威胁韩国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对“以中华秩序重新构建世界”的执着。
袁世凯从壬午军乱（1882年）到清日战争（甲午战争）（1895年）之前以暴力和破坏的方式介入了韩半岛。其结果就是清日战争的败北和清朝的灭亡。他不仅毁掉自己，还毁掉了国家。不得不说袁世凯是稀世的反面教师。中国正拿萨德问题强迫韩国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中华秩序之间做出两选一的选择。但是主权国家之间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共存既是历史的至高命令，也是世界秩序的基石。把韩国视为属国的粗暴中华主义证明了中国还远未达到大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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