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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这是新党青年王炳忠第一本书的大陆版名称,也是这位一直致力于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的台湾青年的心声。
很多人都是在“太阳花运动”之后才认识这位新党新秀,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他从少年时期就关心政治,初中联络部的日记里,满满都是对岛内政治的评述。一路走来,当台湾逐渐被“独”的声音占领时,这位台湾本省青年却独树一帜,一直坚持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希望这种认同能够被更多台湾人接受,于是也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新书大陆版已经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并于近期11月9日在北京大学举办发布会,值此之际,王炳忠接受观察者网独家访问,聊聊新书的事儿,聊聊两岸的未来。
观察者网:非常感谢你能够在新书《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发布之前,接受观察者网的独家专访。在序言中你提到,是“太阳花运动”确定了出书的决心,能不能详细谈谈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太阳花运动”爆发,之后我就频频上媒体。2014年8月份开始,我自己投入选举开始选“议员”,一年又在忙活中过去了。到了2014年底,我开始认真想这件事情,觉得这样忙碌之后应该要留下一点什么,而不能光吼啊叫啊,得留下一点记录。另外“太阳花运动”之后,我也感觉到,整个时代在变化,如果我们再不加快速度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就很有可能真的偷天换日,完全被“台独”占领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候媒体对我的形象都比较小丑化。在台湾岛内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正面跟我辩论,又找不到我有什么毛病,你比如说“太阳花学运”那一批人里有人袭胸啦,有人又性生活不检点,但我又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色”可以讲,就干脆把我小丑化。台湾媒体都被绿营控制了,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想把我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我需要自己证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这本书的台湾版书名就叫:《你不知道的王炳忠:拢乎你看》(“拢乎你看”是闽南语,意为都给你看),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不是自己吹嘘自己,而是我从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并不是故意唱反调来博取眼球。
所以2014年底选完“议员”之后,我利用空挡把这些数据好好整理了一番,在台湾出版。这期间,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兵败如山倒,新党也差不到百分之一的选票未能进入立法院,台独势力全面获胜,当时台湾的环境非常糟糕,大家都很茫然,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今年1月我又到大陆走了一趟,就把这本书的台湾版送给大陆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说正好现在大陆也看不懂台湾,为什么八年来的两岸和平发展说没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也应该让大陆的朋友了解到底台湾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大家的鼓励下考虑把这本书引进到大陆。同时,我也考虑到在大陆出版就应该加一些新内容,在口吻上更加面向大陆的读者,同时增加了一些背景介绍。
另外,我在大陆版中也加入了对于台湾民众国族认同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我把很多国族认同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讲出来,让读者更容易接受。
观察者网:作为台湾本土人,又是解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你的很多政治观点和眼下岛内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同。很多读者也很感兴趣,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你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
王炳忠:我在书中也提到,现在我们是所谓1987年解严后成长的一代,事实上我们是活在一个新戒严里。所谓的新戒严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好像我们活在一个信息多元、透明的环境里,但实际上呢?台湾连神舟升空这样的新闻都不报导,对大陆的认识非常贫乏。(观察者网注:部分“绿媒”确实报道了,但污蔑为“假的”。)
过去戒严时代不希望让台湾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现在也一样。从李登辉开始,就认为中国会崩溃,封锁那些有关中国崛起的消息。现在则培养一批职业打手,从丑化的角度报导大陆,封锁整个台湾的舆论。
在过去戒严时期,有这样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看到了台湾未来的变化,成为那个时代的引航人。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雄心壮志,我也经常鼓励“统派”的年轻一代,你不要看短的,要看长远的。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还是非法政党,到2000年就已经成为了台湾的执政党,前后不过十四年的时间。所以历史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我们不要仅仅在意自己是不是当下的主流,而是要在意我们是不是历史进步的方向,你掌握了历史对的方向,你就是对的。
再回到你刚刚所提到的成长背景。我之所以和台湾很多年轻人政治观点不一样,和我父亲的影响比较大。我父亲并不是外省老兵,而是一个在台南乡下成长起来的很地道的本省人,因为家境贫困,年少时就到台北来奋斗,但是他有一个大中华情节,一个很朴素的民族情怀。他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讲台湾人的悲情,就是因为中国积弱,我们被日本人殖民统治,又因为内战造成民族撕裂,这些错乱都凝结在台湾。今天我们应该要站起来,民族要团结,不要被人家欺负,台湾人才能走出悲情。
另外,我妈妈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从图书馆借来《中国历史故事》、《陈姐姐讲故事》,里面有嫦娥奔月、愚公移山,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源头。而本土化兴起以后要“去中国化”,于是不讲嫦娥、愚公了,反而拿八田与一这些日本殖民时代的工程师当做台湾先贤。所以所谓“天然独”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其实我自己也困惑过,我的阿公阿嬷(闽南语,称呼爷爷奶奶)都是本省人,他们连长江黄河都没看过,为什么出身本土家庭的我,却整天在讲长江黄河。后来我就想通了,黄河长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但这不代表浊水溪、淡水河不是中国的河。我认为恰恰我是台湾本省人,所以我更是中国人,因为传统台湾本省人保留了许多敬天法祖的习俗及观念,是最乡土的中国,这点我跟大家的刻板想法不一样。
很多人说我是本省人,所以我就跟中国没有关系,我没有对大陆的怀乡情结,我认为不是这样,对中国的认同不是你一定要来自大陆,不是你讲哪一个省的方言,你就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我认同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我就是中国人。那既然我是台湾人,我更加觉得台湾的政治命运跟整个中国的不幸历史遭遇息息相关,完全绑在一起,我可能比中国其它地方的人更有中国的意识,更有中国的情结,感受更深。
观察者网:你的这本书叫《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在序言中你也对书名做出了解释。台湾人、中国人在两岸是两个特别敏感的词语,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身份?
王炳忠:本来最早我们也想过这个书名,比如说叫《“中国”是怎么被去掉的》,或者《我的抗独战歌》,后来出版社建议还是有个比较浅白的名字,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我要谈什么,所以就想到了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人”“台湾人”这些词。当时我就特别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认为台湾人跟中国人不能被摆在一个对等的光谱上来谈,这样变成台湾人跟中国人是有位阶关系的。最早蒋经国在1986年的原话叫做“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个在台湾传到最后,变成了“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就有一个主次关系。当时我也在想,如果要用“中国人”和“台湾人”做书名的话,我要怎么表达才不会又落入这种“也是”的口吻。后来我想了很久,《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这个可以表达出我的主张和立场。
因为政治的关系,台湾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开始了一段和祖国大陆不一样的政治经验,1945年虽然光复了,但1949年又因为内战造成两岸分治,所以我们也不否认大陆和台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区别。有人可能会说,那你可以用“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更”呢?因为我想表达的是,台湾人其实恰恰是最中国人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翻过近代中国沧桑史,不可能不提台湾,台湾虽然很小,人口也不多,放在整个大中国,台湾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真的是沧海一粟。但台湾的整个历史是中国近代200年来不幸历史的凝结,台湾其实负载了中国人最复杂的恩怨情仇。
观察者网:但是现在台湾岛内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很少,“台独”成为台湾的政治正确。这一点你在书中《福佬沙文主义》一文中也提到了,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炳忠: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国民党工作没有做好。在蒋经国时代,没有处理完国共之间的问题,他当时选择了不谈判不接触也不妥协,等到晚年好不容易宣布开放大陆探亲,没几年又去世。等到李登辉上台,开始走向台独,整个历史都被改写掉了。蒋经国有一句名言叫“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既然如此,国共经历这么多年,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变一变了。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被称作是破冰之旅,理论上经过了连战这样一个访问,国共应该不再是敌人了,但国民党好像也没有完全承认这件事情,绕来绕去又成“反共”了。所以才会在去年九三阅兵时,很多人反对连战。这表示国民党的立场从头到尾就是模糊不清的。
“九二共识”在马英九时代就解释成“一中各表,不统不独不武”,不不不,什么都不,然后什么都是被动的,“各表”也是被动,都不是主动,就是我不要谈、不要谈、不要谈,我表我的,然后我不做什么。那么这东西遗留到今天,就变成分岔路口了。马英九路线到底是不是一条路线,理论上一个路线应该有目标,知道我要往哪去。但马英九的这个所谓路线,没有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是不不不,就没有目标。那没有目标的话,“一中各表”就留下了一个悬疑。到底这个“各表”要表到哪去,它既可以表到最后变成洪秀柱讲的“深化九二共识”,那就从各表最后表到回到一中,这个就是深化。另外一种表法,就是各表,表到最后变成“两国论”。所以,马英九的路线是一个半套的路线。最后到底走到哪里去,不知道。所谓“不统、不独”表示也可统,也可独。现在变成洪秀柱的解释就认为她才是马英九的深化,吴敦义的解释就是我们要捍卫马英九留下来的“一中各表”,不可以乱表。就变成这样子了。洪秀柱她现在讲和平协议,希望能处理两岸间的政治关系,但其实应该先对国共关系有一个交代。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好几篇文章都提到台湾的媒体生态,认为是台湾媒体带动了民粹霸凌。您自已也经常上一些政论节目,能否谈谈自己上这些节目的感受?
王炳忠:台湾的这些媒体啊,我是越来越不想随之起舞了。我和媒体打交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多朋友说“你不要上节目了,被他们围殴,然后被他们霸凌,何苦来哉?”我在书中也解释说,我不能不去,因为在那个情况下,是必须要表态的。一片声音都是“独”的时候,那我必须要去发声,即便你晓得人家是要霸凌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得要走进去。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当我已经完成这一使命,大家已经晓得我在扛这个大旗了,那我就要开始有自己的一个完整论述了。我不再这么配合你们的演出了,否则就变成好像我的论述出不来,反而无形中也在帮他们抬轿。我觉得在第二阶段就不必随之起舞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台湾的媒体就是在演一出戏,它的脚本已经写好了。我们当然知道,作为一个节目,完全没有脚本是不可能的。但它这个脚本,是连角色都给你安排好,比如说你就是来负责骂蓝的,你就是负责骂绿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人、评论人,摇身一变,俗称的“变色龙”,配合这出戏的需要,今天演关公,明天演曹操,根本搞不懂他是谁。这在台湾好像是家常便饭。
台湾的政论节目,一方面是演戏,另一方面是被“台独”掌控。很多朋友熟知的“古今台外”的“正晶夫妻”,从《正晶限时批》跑到民视的《政经看民视》。他们这种媒体,不只是单纯的生意考虑,而是确实有一个“台独”的宣传目的在里头。我所认识的很多制作单位都有意识形态在掌控,而且是一路从壹电视一起搬家到民视。等于说这些年“台独”的势力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推动他们的“革命”事业,用企业化的方式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
在媒体界,尤其在网络媒体界,很多文创公司讲起来正大光明,扶植年轻人就业、创业,让年轻人在很高大上的环境中喝着咖啡,在很漂亮的文创中心做着网络营销。其实就是在营销一种“台独”的概念,然后无声无息地灌输在很多艺术创作、营销成品中,营造出“台独”的氛围,这就是蔡英文最喜欢讲的“天然独”,叫作所谓独立自主,而且还用得很迂回,他们不直接把“台独”两个字讲出来,就说“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意识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天然成分”。实际上,是他们先把媒体环境都变成“独”了,然后再倒过来,说这个是现状。那怎么办呢?我自己要有我的论述,所以我有写书,然后我也去做我的新媒体团队。我要来训练我们自己的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