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进厂 明年中国或失“世界工厂”地位

　　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中国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在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海珠康乐村一带，招聘市场上则出现了老板排长队等着被挑的场景。600米的城中村大街上，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工人们的青睐。

中国年轻人对制造业的热情正在下降

　　董生是广州仁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2006年，他刚进入劳务中介行业，彼时企业来挑工人，“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但从前年开始，招工变得一年比一年难。去年，一天还能招200多人，今年4月末，这个数字下降到70人左右。

　　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

　　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更多年轻人转而投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辽宁人陈淳（化名）20岁出头，刚来深圳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他看来，开车的工作自由、灵活，要比进工厂做学徒轻松不少。

　　中国制造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已经翻篇。

4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或出现总人口低于14亿的结果。当下，深度老龄化迫近、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土地、原材料、海运物流等成本齐刷刷上涨，正将中国制造企业推向新的境况中。

　　国际环境也颇为复杂。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将制造业回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愈发受到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乃至以墨西哥为首的南美诸国的挑战。

　　3月底，工信部前副部长李毅中等人发言提醒，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严峻的状况要引起重视。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大和证券曾作出预测，中国最迟将在2022年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如何稳住中国制造？

“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

　　4月29日，日经新闻报道，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把面向北美市场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无法实现增长。

　　此前几年，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转战越南。更早些，鞋服行业的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地。

　　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

　　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是增速最快的行业。2006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15年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这意味着，制造企业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即可吸引来自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但随着工业部门日益扩张，劳动力供给变得短缺，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进入工业。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工资陡然上升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何时出现、是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济学界对此作过诸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曾披露，2004年至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65岁）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成为必然。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劳动人口变得越来越少。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又比上年减少466万人。浙江、江苏、广东等制造业大省，曾一度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现在也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

　　今年春节后，浙江俊郞电气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一个普工都没招到。为了赶货，行政人员不得不跑到车间加班，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董事长李志雄对《财经》记者感叹：“原来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现在温州的外地人比重越来越少。人家出来上班十年二十年，等到小孩开始读高中、读大学，就不再出来了。”

　　务工人员不断回流，可供社会支配的整体工时也越来越少。李志雄观察到，以前很多人读完初中、16岁就出来上班，现在的年轻人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20岁以后才开始工作，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了6年左右；此外，70后、80后家庭生育多个子女，现在的新生儿太少，社会又出现老龄化，上班的人确实也少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资，就能招到员工。在江苏启东，赵晓（化名）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赵晓在网上发帖招工，将目标年龄定在30岁至50岁间，月薪给出7500元，有经验，工资还可以再涨。但招了半年多，合适者寥寥。

　　工厂过度提高工资将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同时，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在转变。这些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辈那样，从事高强度加班、低福利保障、工作环境简陋以及流水线、螺丝钉式的普通制造工作。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董生对《财经》记者说，年轻人进工厂，多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先逛来逛去，没人肯留下来做事”。

　　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阳丹对《财经》记者分析，现在的年轻人有住房、结婚、教育小孩的压力，更愿意做一些能挣快钱的事，尽早实现财富自由。就业选择与价值观多样化后，大家愿意在抖音上发表观点，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但制造业本身是“垒出来、码出来”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满激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按部就班。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前年，李志雄考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业投资环境：中国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享有土地、厂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派驻20多个工程师，大量雇佣当地员工，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亿元人民币。

　　“人家也很能干，天天加班，没问题的。”李志雄说，现在温州的普工工资不提到6000元，已经很难招到愿意干活的人。而在印度，每人每月的工资仅600元-800元，中国已经没办法和越南、印度等国家拼“人口红利”了。

如何看待“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

　　今年3月以来，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工信部原副部长李毅中、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等人纷纷发言表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2万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工程师张亚丽曾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告诉《财经》记者，对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制造业比重27年下降8.1个百分点，韩国6年下降1.7个百分点，日本8年下降2.6个百分点，而中国13年下降5.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过快。

　　下降的时间也提前了。张亚丽说，中国在2006年人均GDP为306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出现下降，而美、日、德等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在人均GDP为1.7万美元、1.9万美元、2万美元时，才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应在人均GDP为1.9万美元左右，预估即2040年左右出现下降，才较为合理。

为什么会出现“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

　　张亚丽分析，东部地区在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面临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涨，生产要素价格高企迫使制造业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制造业企业利润偏低、未来预期不高等问题持续存在，生产要素逐步向服务业、房地产行业集聚，此消彼长的过程导致制造业占比下降。

　　此外，张亚丽说，传统统计方式无法反映出制造业领域延伸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部分制造业企业被纳入服务业统计范畴，也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

　　例如：集成电路产业在发展初期包括四个环节，设计、制造、检测、封装，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统计都列入制造业。但随着技术发展，四个环节独立成了四个产业，其中的设计和检测成了服务性产业，真正列入到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只剩下制造和封装。

　　“像小米公司这种，到底算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向《财经》记者强调，不能完全从制造业占比数据来判断中国制造业比重是否合理。一方面，中国较后实现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业占比不可能跟日本、美国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造成的产业融合及其趋势的全球化，也会造成制造业占比降低。

　　统计数据本身也会造成一定误读。李志雄分析，制造业比重下降与制造业没有增长不是一个概念。人们的消费需求由购买物质产品逐渐转变为旅游、网购等服务消费，服务业增速大于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占比降低。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工业为零，制造业是-2.2%。李毅中认为，工业和制造业投资的增幅应该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相当，才能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始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居各行业之首。

　　邓洲说，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比重下降肯定会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参照国际经验，即便是美国，制造业比重过低，也确实会产生一系列风险。

　　更何况，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部门，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但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苗圩说，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距离“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两面夹击之间，如何稳住制造业？

　　眼下，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夹心化”的双重压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的竞争也在加剧。这些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了“工业新法国”、英国实施“高价值制造战略”等，制造业重新成为了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

　　美国回流介议协会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8年，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75.7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三分之一，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59%。2008年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甚至开始逆转抬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加速进入重构期。中国能否在新一轮调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至关重要。

　　乐观的是，邓洲判断，中国制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失去中国制造，全球制造业的成本、产品价格都会上涨。加之，其他国家的产业无法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如此众多的产品，因此中国的低端产业不可能全部转移出去，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在化工原材料等技术性行业领域。

　　同时，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正从单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变为人力资源综合优势。中国还有创新、技术能力、产业配套等竞争优势。例如，越南就缺少工程师、零部件配套等资源条件，因此疫情发生后，制造业很难正常运转。邓洲说，“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核算，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将高速上涨，不到十年就会丧失这一优势。”

　　邓洲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0和1的差距，而是1和2的差距，这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中国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但须注意的是，中国体量已经如此庞大，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未来，中国的产业分工、产业政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考虑国内发展，必须顾及到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盛朝迅提出一种策略：未来十年，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仍应定位于中高端，向第二梯队（日、德）进军，不与第一梯队（美国）正面竞争。

　　到2030年，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要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就必须完善产业基础配套和社会公共服务，优化税收、金融等相关政策，增强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制造业投资增速与社会固定投资增速保持一致、甚至高于后者。此外，还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避免企业因原材料、中间品的供应断裂而停止运转，从而引发更多风险。

　　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50%，则必须依托产业集群的力量。

　　今年3月，工信部公布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的“国家队”。深圳、广州、上海、成都、南京、青岛、杭州、长沙、西安、佛山、东莞、苏州、宁波、株洲、德阳等9省21个城市的25个产业集群上榜，涉及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行业。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抓住产业链重点节点，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大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引导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独门绝技，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现在浙江在打造产业集群，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包括将来，大家都要跟欧美国家真正地去竞争那些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市场。”李志雄说，在电力行业，外企施耐德、西门子的产品一个能卖几万元。中国龙头企业以相差不大的制造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只能卖几百元。中国产能输出大、产效收入小，培育产业集群将有利于孵化高端品牌，提升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李志雄认为，产业集群做得好，也能起到最快的示范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共同竞争、成长。“一个大工业区里有100家企业，有一家自动化设备用得好，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跟进，从而提高与国外竞争的整体实力。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优势不容易被复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

如何搭乘“智能制造”的快车？

　　要实现第三个目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不能指望人口增长，只能依靠智能制造。

　　李志雄认为，打造无人工厂、实现工业自动化，是解决用工难题、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通过智能制造提高品控能力与产品质量，也能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向欧美国家看齐。

　　4月14日，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建设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

　　而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在近百个行业中遴选了超过200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初见成效。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投资约55亿元兴建的产业园，涵盖智慧显示终端、智慧能源及相关配套产业，将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边缘计算等技术引入了生产流程中。目前，长虹智能生产线能减少70%的人力、人均产出效率提升65%、物流自动化率达到95%。

　　阳丹说，少人化是智能制造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少人化不等于无人化。长虹探索智能制造最终想解决的问题，是以工业化手段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物联网时代以柔性化生产承接碎片化订单，实现大规模的个人定制生产。

　　前景可期，但对于中国更多中小企业而言，实现智能制造有更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智能制造有待找到精确的落地场景。邓洲说，受限于专用性和数据量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场景主要是在医疗、汽车、教育、金融等非制造行业的研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智能制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信息化技术在制造业应用在什么地方？帮助制造业解决什么困难？”这些答案还不明晰。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投资高、风险大，付出与投入可能不成正比，也会引发企业家的投资顾虑。李志雄说，各个省市推出打造数字化车间等技改措施，但企业家考虑的是，现在的生意效益不好，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元做智能改造，将面临自动化设备贵、维护成本贵、不会使用等挑战。

　　“自动化要循环渐进去推，不要短时间追求完全的高端自动化。”李志雄建议，企业因地制宜进行数字化车间改造，第一年少投资点，让员工和管理团队先适应，从车间每年递增的人工需求开始，解决员工缺口需求。第二年见效益后，再酌情而定，保持生产需求稳定，人机结合，保证企业资金投入和自动化设备应用有一个良好的推进。阳丹也认为，智能制造不应该设定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企业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业务开展方式、供应链、人员流动等情况，做到现阶段最佳平衡，再不断提高信息化与数据利用水平。

　　当下，推广智能制造，国家与产业层面还能做什么？

　　多位专家指出，应当“像鼓励芯片一样”去鼓励生产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内企业。目前，支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设备仍然被发达国家控制，国产化不仅可以降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制造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设备上网与数据联动，通过工业互联网打通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创新。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无一不是在加强基础研究、大数据构建、形成应用场景以及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努力。

　　为此，邓洲还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进行科学规划，并建立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国家实验室；

　　第二，构建机器学习所需的工业大数据库，夯实大数据基础，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第三，鼓励中国优势制造业企业逆向整合利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加强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系；

　　第四，调整相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制造业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同时评估和防范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实现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

　　邓洲希望，中国能搭乘国际人工智能高端科技发展的快车，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