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公司Hunt Economics执行长亨特（Andrew Hunt）与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办公室前董事总经理艾希比（Ben Ashby）投书日本经济新闻表示，一些地产开发巨头爆雷只是中国当前面临深层结构挑战的徵兆，由于中国可能将国内秩序与控制优先于一时的、却痛苦的结构调整，其经济增长的“大停顿”（Great Pause）是可能的。
这篇名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接近其限制”的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经济模式传统上仰赖密集使用信贷提供资金，结果中国的债务增长率快速，反而超越经济本身的增长，这样的动态终将无法永续。
尽管部份信贷被用来资助产能建设，但许多被用来助长住宅存量的快速、大量扩张，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与营建部门，相较整体经济极度庞大。研究显示，这些部门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是日本房产泡破期间、美国2005至2006年相同部门逾两倍。
亨特与艾希比也推估，房产财富对中国储户的重要性至少等同金融资产对当前美国储户的重要性，房市财富的下滑将压抑中国增长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说，中国房产驱动的成长近期遭遇一些限制，包括可负担性、市场饱和以及融资管道。房地产有关的放贷以及抵押品已主宰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中国银行本身深度曝险该产业，如果该部门问题增加，银行将苦于维持其资产负债表。
这些问题意含两后果：首先，中国短期内无法开放其储蓄市场，许多西方金融机构将大失所望，其次，未来信贷的增长将被严加管控，亦即，对中国民营部门的信贷将变得更紧缩，这意谓放贷必须在相互竞争的用途间配给。
或许令人不感意外，北京当局已下令房地产、营建部门以及一些被认为非生产性或不符“共同富裕”愿景的产业将被大幅排除于信贷市场之外，这些重要部门现在将面临多年的强制撙节。
中国当局当然仍信贷支持其青睐的产业，他们致力增加生产力，并支持能增添更多经济价值的活动，他们也希望确保出口部门至少贡献一些经济增长。然而，当展望疫后世界时，世界贸易能否强劲到足以支撑中国的出口驱动力，以及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仍是问题。
文章说，地缘紧张或许不仅反映在贸易额，也在各国愿意从对手国进口的产品类型，北京大力支持的出口动力能否成功尚无法确定，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长时期低迷，中国在1992年、1993年过度增长后，1990年代末曾经历5年的停顿，“我们认为这10年，中国增长轨迹可能出现类似且或许更长的大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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