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热衷“援外”？法院文件揭秘：腐败乐园

原中国国有银行高管戴春宁在主导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活动时，曾收受数百万美元回扣。

中国共产党“双开”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名前高管，并指控她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图片来源：THOMAS PETER/REUTERS

在中国政府试图利用金融实力在发展中世界赢得影响力之际，一位名叫戴春宁的国有银行高管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这场行动的马前卒。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一批法庭文件显示了戴春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谋取私利，在一起案件中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回扣。而该案罕见地揭示了在中国金融业内部腐败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在中国政府利用基建项目贷款将中国影响力扩展到南半球的努力中，腐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的腐败调查常常遮遮掩掩、讳莫如深，有关部门只是简单扼要地通报涉嫌的不当行为。

例如，去年9月，中国共产党称，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北京分行原行长李莅被“双开”。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任务是推动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关于李莅被“双开”的通报只提到，她被控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为非法中介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记者未能联系到李莅置评。

戴春宁的故事揭开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此前一桩腐败案件的面纱。尽管对戴春宁的指控主要集中在20年前的一些活动上，但法律学者表示，该案揭示了一些至今仍令当局感到愤懑的问题，包括官员如何以落实国家政策为幌子来追求自身利益。戴春宁在21世纪初至2012年期间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管。

官员们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决心在中国势力强大的金融机构中铲除腐败的一个例子。图片来源：NOEL CELIS/PRESS POOL

戴春宁在为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安排贷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安哥拉。2013年年底，也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一年后，戴春宁被反腐调查人员拘留。当时，官员和官方媒体为该案赋予了重大意义，认为这是新领导人决心在中国势力强大的金融机构中铲除腐败的一个例子。

在首次接受闭门审判一年半后，戴春宁于2017年被定罪，他被指控犯有贪污巨额公款等罪。戴春宁否认了对他的一些指控，后来在上诉中败诉。他被判处死缓，按照这种刑罚的通常做法，他在2020年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在2017年的上诉中担任戴春宁代理律师的陈建刚表示，他无法联系到戴春宁。

戴春宁的案卷文件显示，戴春宁伙同他人，以中国政府在非洲培植影响力为政治掩护，在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收受贿赂。这些文件包括他对检方和律师的陈述，他的法庭证词，也包括信件、商业合同和其他文件。

根据法庭文件，检方指控戴春宁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超过人民币2亿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约相当于2,800万美元），并企图诈骗约1,900万美元的国家财产。

在中国，商人向政府官员支付好处费的做法助长了系统性的风险和不公。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说，好处费在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可以加快国家对开发项目的审批和补贴。

洪源远表示，即使在美国，监管者也很难在不透明的金融领域发现和消除腐败，不透明带来的挑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更加严重。

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提问时称，中国政府的反腐立场坚定不移，在与安哥拉的经济合作方面行事真诚且得当。中共最高反腐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没有对提问做出回应。

2007年，中国工人在安哥拉的一个铁路项目上工作。当时中国向该国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图片来源：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

2002年，安哥拉从持续了近30年的内战中走出来之际，西方不愿意向这个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当时，中国伸出了援手，以安哥拉石油为抵押提供了贷款。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全球发展政策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中资银行向安哥拉提供贷款约426亿美元，用于修建住房、公路和发电厂，这些贷款占中国同期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虽然大宗商品抵押贷款并非中国的首创，但有专家指出，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力推动了这种以资源换基建投资安排。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这种“安哥拉模式”帮助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影响力，并为中国承包商创造了机会。

在对调查人员的陈述中，戴春宁说他在安哥拉交易中的主要合作方之一是一个名叫余大伟的香港商人，后者代表安哥拉政府与中国进行基础设施贷款的谈判。

戴春宁告诉调查人员，他在本世纪初经一个长期的商业伙伴介绍认识了余大伟。随后，戴春宁又为余大伟牵线，让其结识了一位人脉深厚的商人梁冰。梁冰曾经给戴春宁送礼，并帮助他结交一些中国高级官员，从而与戴春宁交好，而戴春宁则为梁冰提供了商业方面的好处。

梁冰告诉调查人员，在戴春宁的要求下，他与余大伟合作在安哥拉撮合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一起挣钱”。他说，余大伟代表安哥拉各方就中国贷款和项目咨询费进行谈判。根据法庭文件中引用的梁冰的证词，戴春宁和他的同伙会把这些咨询费作为回扣，并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向安哥拉官员行贿。

梁冰称，当时，余大伟在安哥拉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和各部门都认识他，和他关系很好。根据梁冰的证词，余大伟会从中国承包商支付的咨询费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好处费”交给安哥拉方面的人，然后这个项目就可以顺利签约了。

检察官称，一名中国商人中国国有承包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收取了与安哥拉项目有关的不正当费用。图片来源：ALAMY

检方说，梁冰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中国资助的基建项目的承包商那里收取伪装成咨询费的好处费。文件显示，中国国有承包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Sinohydro)就安哥拉项目向梁冰的公司支付了价值约人民币2,290万元的好处费。这笔钱在戴春宁开始受审时约相当于360万美元。梁冰说他代表戴春宁收取这些费用。

法庭文件显示，戴春宁的一些定罪与作为2004年中国—安哥拉基础设施贷款协议一部分而安排的项目有关，这些项目包括中国承包商建造农业研究所和灌溉系统的交易。

根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2005年签订的一份协议的副本，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同意向该香港公司支付约300万美元与该农业研究所和灌溉项目有关的佣金，而余大伟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另一份文件显示，作为该灌溉项目和农业研究所项目的中介，梁冰的公司向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收取了超过580万美元的项目佣金。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

检方称，戴春宁的腐败活动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初，与此同时他继续获得晋升。2011年，他成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助理，次年被任命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inosure)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营的出口贷款保险公司。尚无法确定有关部门是如何开始调查他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

2014年，中国调查人员在香港廉政公署对余大伟进行了问话，了解他在戴春宁被调查的谋划中的作用。余大伟把自己描述为安哥拉高级官员的中间人，包括总统和他的核心圈子。余大伟在1997年至2002年从事军事物资交易时开始与这些人建立关系。

1979年至2017年担任安哥拉总统的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于去年去世。他的女儿伊莎贝尔(Isabel)通过一名代表表示不予置评。安哥拉总统府的发言人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根据戴春宁和梁冰的陈述，现年67岁的余大伟于2005年初离开安哥拉。《华尔街日报》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余大伟因在安哥拉的交易而在中国面临法律后果。香港的公司记录显示，他仍在香港经营企业。

余大伟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华尔街日报》记者走访了余大伟旗下两家公司在香港注册的一个办事处，但被那里的员工要求离开。一家注册在梁冰名下的香港公司的员工说，根据梁冰家人的说法，梁冰目前正在监狱服刑。这名员工没有详述，也没有回应有关该案件的其他提问。记者无法联系到梁冰。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麻烦还在继续。去年9月被“双开”的李莅曾掌管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部门，该部门取代了戴春宁在本世纪头十年里领导的一个部门。中国财经新闻杂志《财新周刊》报道称，李莅已在今年3月受审，但尚未公布判决结果。同月，中共宣布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原董事长刘连舸进行调查。中国银行是中国“五大行”之一。有关部门称，刘连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是官方对腐败的委婉说法。有关部门没有提供有关这些指控的细节。记者无法联系到刘连舸置评。中国银行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