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耶伦，就像第一次见到“世界”

耶伦访华比想象中有意思的多。

在广州，她去吃了陶陶居，点了一桌子菜。据说，美方专门要求不要包间，也把屏风撤掉，让耶伦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差不多同一天，我的朋友余少镭也在广州用餐，吃得比耶伦还好，而且有包间。

这次大不一样了，几家媒体跟拍，而且陶陶居也通过自己的服务号来一波推送，对企业是很好的宣传。

网友都聚焦于这位老太太的穿着打扮，她的帆布包估计会走红。

作为官员，耶伦的经费有限（据说出差每天可以报销几百美元），但是她本人其实并不缺钱。她出生在布鲁克林，大学是布朗大学，在耶鲁读硕士博士，后来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也出任过一家银行的高管，当过美联储主席。买点奢侈品包包肯定是没问题的。

人们围观耶伦，就像第一次看到美国官员一样——这种反应，甚至比这次访问本身更有意思。

不管是在意识还是在生活中，“外国人”对中国人来说重新变得陌生。去年年初，在成都和朋友吃饭遇到一位英国人，他2002年就到成都工作，比我还早三年。他说，疫情前四川和重庆，大概有2800名英国人，而疫情后，这个数字是200多。

三年疫情，当然不止是疾病本身，而是一种疫情时期建立的“新文化”，让中国和“世界”隔离开来。

这种隔阂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外国人和外资撤离，也包括各种误解的加深。中国人认为外国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也重新遥远起来。

有一次吃饭碰到好几位学者，有华人，也有汉学家。有一位老师说他马上要到中国去，其他人的反应是瞬间睁大眼睛，然后是一连串形容词。

作为一种“镜像”，就和中国媒体看耶伦吃中餐、用筷子一样：本来是多么平常的事物，但是却变得新奇，变得陌生，并且“意义重大”。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耶伦访华的反应，多少有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的背后，则是某种真正的期望：让中国重新“回归”世界。

耶伦在访华前谈到了她这次的工作任务，那些目标都并不容易。但是可能她自己都没认识到，这访问本身却意义非凡。她受到的民间关注，相当于“一个国家元首的破冰之旅”。

不知为何，我这两天老是想起历史学家王笛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往事。他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在阶梯教室上大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收音机传来邓小平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40多年前的“掌声”，已经久远，但是今天却又异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