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外,出国留学还是一种“教育福音”吗？

“我们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出国读书合适？”

这是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几乎每次回国后，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近两年正逐渐变成：“我们还要送孩子出去吗？”尽管如此，据美国《Open Doors门户开放报告》发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数量比2022年略有下降（减少0.2%），但仍然是美国留学生中最大的群体，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7.4%。

世纪之交，马颖毅在国内读完本科后，选择继续出国进修。彼时中国学生赴美读书，尤其是读本科的学生很少。大约2007年前后，这一数量开始激增。留学变得不再只是少数学术或经济精英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和民众对这一群体的了解仍然充斥着不少刻板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她的注意。

马颖毅，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文学学士（2000）、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2007）。长期关注教育不平等、国际学生流动、亚洲和北美高等教育议题。其专著《《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于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21年获得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组最佳图书奖、美国社会学学会布迪厄图书奖提名奖。

自2012年起，她用了六年左右时间，先后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结合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教育背景，试图呈现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经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这项研究最初以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中译名为《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该书在美国教育界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

我们从国内出版社了解到，这本书的中文版预计8月初与中国读者见面。四年间，新冠疫情的爆发几乎重塑着国人对走向世界的理解与想象。地缘政治的演变也在持续影响着个体的人生规划。在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困惑的是，出国留学如今依然是一种“教育福音”吗？以及更重要的是，曾经推动国与国人员流动的“世界主义”精神，在今天来看，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回国后的马颖毅。

赴美读本科：

“中国富孩子到了美国大农村”？

新京报：这本书的英文版Ambitious and Anxious出版于2020年初。你用了六年左右调研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所高中，关注中国本科生在美国的留学情况。最初为什么想做这样一项研究？为什么关注的是本科这个阶段？

马颖毅：我是2000年出国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20年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当时都无法成为一种“现象”。高额的留学费用、复杂的签证手续都切切实实影响着当时人们的选择。但到了大概2007年前后，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开始到美国读本科，这一数字在随后几年几乎称得上是激增。我印象中，原先的几所美国州立大学变化尤其明显，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005年时才30多个中国（本科）学生，到了2015年时，人数达到了4000多。

这代留学生和我所处的世纪之交那代有很大不同。当年，与我同届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拿着美国的全额资助。但后来这批留美本科学生几乎是完全自费，甚至交的费用比美国当地学生还高。此外，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留学体验也很不同。大部分研究生阶段特别是读博的中国留学生是读理工科，实验室有很多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从中国到中国”。但本科教育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同时修多门通识类的必修课，而且多数学校会要求本科生住校，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和美国当地人接触。

这是校园内的变化。与此同时，当时美国的不少媒体也在关注这个群体。但这些文章的侧重点是相当片面的，基本围绕这些孩子的身份背具，比如“中国的富孩子到了美国的大农村”。现实远比报道中的更加复杂。

高考之外,出国留学还是一种“教育福音”吗？

新京报：在你接触的这代留学生中，相比于当时的你们那代而言，去往美国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吗？毕竟这十余年间，社会变化的进程实在太快了。

马颖毅：是的。这一代留学生离开的中国更加繁荣，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阶段也相对更加富裕。我当年刚到美国时，其实既有失望，也有惊喜。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南京读本科时，南京的冬天很冷。后来来到美国后，发现租的房子很宽敞，还有24小时热水、暖气，觉得还挺好。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将美国形容为“天堂与地狱”，到世纪之交时，这种感受已经趋于平淡了。

后来的这代留学生，我发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活方式”。有些与我们对中美的既有印象截然不同。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很传统的社会， 而美国是极其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的确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但生活真的很复杂。目前的美国社会中，人一旦选择进入婚姻、生儿育女，不少人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很多美国爸爸基本没有太多的应酬，会花大量时间在家庭中。这甚至已经成了某种话术，就连奥巴马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父亲”。

访谈中，很多这代中国留学生都提到过对此“感同身受”。他们很多来自中国的经商家庭，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因为父母事业上的成功换取了他们如今留学的机会，但他们也深深感受到某种家庭的缺位。有的孩子说他从5岁就开始上寄宿学校，就是因为父母没时间陪他。而这些都是我没有感知过的，我们那一代留学生相对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对比”。这种体验的不同更多折射出的是中国十余年间内部社会的变迁。

新京报：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在原著出版的四年之后。这期间全球范围内持续发生着变化，新冠疫情在重新定义着人们对边界和流动的想象，疫情之后，全球多国经济也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中文版出版之际，可否先谈谈这四年多里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你觉得相比于成书时的结论，如今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情况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马颖毅：新冠疫情之后，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显著下降了。如今，印度赴美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中国。但在本科这个阶段，还是中国留学生相比更多些。与此同时，这些仍然选择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庭其实会更加焦虑。不仅是疫情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多家庭可能不太愿意把孩子送出去，即便出去，也想选个离家近的地方。有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疫情之后，中国内地申请香港留学的人数激增。这点和这两年英语国家对于香港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结论是否有变化，在我看来，书中绝大部分判断依然是成立。可能需要修正的是，出国留学对于国人而言还是否是一种“教育福音”？它是否对于中国城市中产而言依然是一种“解脱”？但整体而言，这种“福音”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在现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它依然指向的是一种“上好大学”的机会。

新京报：在部分中文读者看来，全书的呈现相对“四平八稳”，由此带来阅读过程中的不满足。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本书能提供给中文读者的是什么？

马颖毅：坦白说，我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注意到的是，在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跟我联系，觉得终于有人写他们的经历了。我的研究初衷就是想呈现一个复杂多维度的现象，超越媒体的戏剧化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价值。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程。为什么学界相对而言对这个群体的关注是比较有限的？

马颖毅：我也很困惑。从学科角度而言，我猜测部分原因是社会学内部的价值取向，它相对更加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当然社会学内部也有“精英社会学”之说，但毕竟还是少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留学更多是一种“商业现象”。不论是如今在留学圈广泛存在的“中介”，还是昔日人们调侃式地说起“新东方”，这些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这一整个现象的解释方向。如果这本书能够引发一些新的思考与讨论，我真的很高兴。

美国人的困惑：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各个都要“爬藤”？

新京报：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这本书其实最初是想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描述这样一个群体。我很好奇，面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舆论环境，以及公众层面既有的刻板印象，你会有哪些具体的考量吗？

马颖毅：具体写作时，我预想中的读者是当时美国大学所有的教职人员、以及校园中的各国学生。在美国校园的商学院、数学系等专业，中国留学生占比很高。他们在日常中不得不彼此接触。但也是直到落笔时，我才意识到很多方面需要做解释。比如很多美国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高考”，他们也无法理解中国学生为什么那么看重SAT成绩。这也是这本书最初为什么会取名“Ambitious and Anxious”。这个名字当时还受到《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欧逸文的影响，他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Age of Ambition（暂译，《雄心勃勃的年代》）。我在写这本书时和他探讨过，觉得还有一个词也很贴切，叫“anxious”。他说：“你应该把两个词都用上。这就太精准了。”

具体到出国留学，国人的这种状态体现在各个阶段。首先就是在出国之前的申请阶段。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庭都会表现得非常“雄心勃勃”，但又如此“焦虑”。这也是美国人可能不太理解的——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各个都想进哈佛、耶鲁这些藤校，更形象地说就是为什么要“爬藤”？

新京报：在美国，不存在这种情况吗？

马颖毅：美国学生选择大学的考虑更加多元。我认识的很多美国朋友中，他们有的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他们选择不去，他们就想待在家里，比如就待在University of Georgia（乔治亚大学）。我所在的雪城大学不算是大众认知中的“藤校”，但也是一所被美国民众认可的私校。我曾听闻过学校想提供给来自迈阿密的一位学生全额奖学金，但他的父母不想让他来，觉得“干嘛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我们会看到，抛开种种因素先不谈，美国学生在具体的教育选择中，其实价值观比中国学生要多元。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解释的现象之一。

关于这个现象，我也曾到江苏南通当地一所学校的国际部做采访。我是当年五月前后去的，应该正是学生上课的时候。但我记得，当时学校的一个外教抱怨说自己非常“frustrated”(沮丧)，“我的教室都没有人”……我当时很惊讶：“你学生呢？”他说，大多数十一年级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去参加SAT课程了（编者注：SAT，也称 “美国高考” ，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的一项标准化的、以笔试形式进行的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毕业生申请美国高等教育院校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指标）。这个外教很不理解，他问我，这些学生为什么放着这里的课不上，却去花额外的钱干这样的事情？“我的课是英文写作课，是能够帮助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更好地表达的。”直到今天，他语气中的那种困惑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也并没有更好地解答。只能安慰他，也许这些学生真的太看重标化成绩了，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控制的，至于所谓的写作技能在具体的申请过程中体现不出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表面，可能会觉得这些学生和家长为什么这么“要面子”？后来随着调研的深入，我才逐渐意识到，可能这种解读太肤浅了。

这背后隐藏着两种教育体制的巨大差异。而中国学生和家长在申请时对这些并没有足够地了解，最后能抓住的就只剩下排名。相较而言，美国学生掌握着更丰富的信息渠道，或者说更直观的资源分配机制。你说很多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家乡去排名更高的学校读书？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学校读完后他们就会有哪些相应的工作机会。而中国学生到了美国失去了这些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才会那么看重人人尽知的那样一种“排名”。或者我们可以说，这种所谓的大学排名最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学生和家长的既有认知，复制了国人在面对教育选择时长期习惯的等级模式。

美国不少学生进入大学后还会多次转学。有趣的是，美国学生经常是从“好学校”转到一所“较差的”，但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少有例外是“往上走”。而“往下转”的原因各种各样。有本相应的社会学作品这些年在美国很受讨论，书名叫“Paying for the Party”（暂译，《买单派对》），作者相当沉浸，她就住在大学生宿舍里，追踪这些学生从大一入校到毕业的整个过程，想看看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各自的人生走向。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她讲到大学招收了部分来自印第安纳州偏远乡村的孩子，这些学生去了学校后非常不适应，她们就转到了当地一些二类或三类学校。

新京报：这些当地学生不会担心，这种选择可能会在未来导致某种滑落吗？

马颖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学生即便去了二类学校，也不影响他们今后读更好的研究生院。整个教育体系不会那么看重所谓的“第一学历”。美国除了少数精英集团强调出身，大部分地方其实没那么在意。我这些年在美国去了很多院校，也见到了不少各个学校的领导。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的履历，很多人的第一学历可能我们甚至都没听说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体系更加看重某种归属感，或者说自信。当地人会觉得，如果我读完这几年出来，整个人都变得不自信了、变得渺小了，那么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世界主义的回流？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新京报：接下来聊聊“雄心”。你在书中提到，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的这批赴美读本科的学生中，除了优质教育和美国学历之外，他们及其所在家庭看重的是根源于世界主义的“世界性资本”。这种资本当时具体是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的？

马颖毅：说到这里，我想起接触的部分留学生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相对于中国多数家庭的孩子而言，较早就有机会接触到某种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资源”，但这种资源的优势需要在特定的场域才会显现。比如有的学生提到，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从国外带一些原版电影带，他们的英语也因此常常比同龄孩子更好。但是，在常规国内的应试教育中，老师可能觉得其他成绩不好，英语好也没用。后来当他们转到国际部时，他们就遥遥领先，甚至直到出国后，这种资本还在持续发挥着作用。

话说回来，当我们提到所谓的“世界性资本”时，它的根源在于世界主义。某种程度上，正如社会学家唐·维恩克所言，它首先是人们参与到全球舞台的倾向或是能力。更直观地说，它聚焦的就是借由语言接入全球受众的知识和媒体内容，进而能够尝试维系起全球朋友网络的能力。这些在全球化兴起的那些年，对于送子女去国外读书的父母来说，就是巩固其资源和地位的核心。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长期是留学的热门国家。除了那里有众多大学外，美国也是这种世界性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我们也很少关注过，美国最广为人知的科技公司很多是由移民创办的，尤其是一代移民。

新京报：获取世界性资本指向的是对“全球公民”身份的渴求。保罗·莫里斯等人曾区分过这之中的内部模糊性。它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基于世界主义的全球公民”和“基于倡导行动的全球公民”。你曾提到，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更多参与的是前者。如何理解这种参与？

马颖毅：这和我们既有的教育思维模式有很大关系。以中国这代留学生群体为例，他们在申请出国前其实会不同程度地接触一些培养“国际化思维”的课程，有的中国国际班还会组织学生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围绕艾滋病流行、全球女童教育等话题展开辩论。但仍然有学生跟我讲，说他们觉得这是“不完整的全球教育”。这些活动很难和具体个体的经历产生关联与共鸣。

努斯鲍姆曾提出过全球公民身份基于的三种能力——批判审视自身背景的能力、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上其他人命运与共的能力、以及从他者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不仅需要认知上的打开，更重要的是通过真实地在多元群体中生活培养出的感受力。这点上中国学生常常在出国后才逐渐感觉到，大家参与世界主义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报：这也是我在读到书中关于“走向世界的雄心”这部分感触最深的。如果说90年代前后，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教育选择还意味着接触某种“现代而高级”的生活想象；那么，随着这些年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持续推进，它从一定程度上在缩小这种直观的差别。原先1.0的“世界性资本”在新一代留学生中逐渐转向2.0的“全球公民身份”。然而，新冠疫情以来这种全球性的流动速率大大减缓。这种向外的好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收缩。据你观察，我们是否正在或将会面临某种“世界主义的回流”？

马颖毅：这种回流几乎是近年来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这又是一个相当广义而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国际关系，尤其是地缘政治，而个体在其中其实是相对无力的。我不认为这一代人不想去接触外部世界，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只能去面对。但无论如何，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这是不会逆转的。世界意识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意识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我曾注意到，很多女生表示过留学后她们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对她们的生活改变是很大的。回国之后，她们对职场中的女性不友好可能更加敏锐，从而影响她们实际的判断与选择。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很多美国记者采访我时，他们有的认为，出国留学一定是受美国政治的影响。但实际不是，更多是生活态度层面、意识的觉醒和人格的教育，这些我认为比政治上的转变更加明显。

新京报：前不久，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多所高校先后开展了围绕巴以冲突的大规模抗议。这无疑是一次“世界主义”的生动实践。可否分享一些你的实际观察？

马颖毅：哥大抗议声量最大的那几天，我正好去开会，有机会去看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其实总体而言，我没有看到电视画面中那些暴力的镜头。很多学生搭着帐篷，就在旁边下棋。这些学生的出发点是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但同时，我对此也有些悲观。世界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看到人类共性和团结人的温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波抗议浪潮的整体过程和表现方式是非常“极化”的。这些学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分歧，围绕一句话，（人与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处于外围。他们受到的很大压力来自于国内的父母，让他们“千万不要参加”。但也有少数中国学生参与，美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发现有中国留学生把自己打扮成巴勒斯坦人，然而被逮捕后扯下头巾，发现是中国人。同时，这些年来看，我也不认为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是更闭塞的。当年我出国时，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就一个组织，叫“Chinese Students &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主要是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内部协调互助。而这个组织现在主要负责举办当地春晚。后来这代留学生到美国后，他们在当地成立了其他学生组织，有智库，有偏学术的还会邀请有关中国议题的专家学者来讲座。

新京报：谈世界主义绕不开的是国与国之间无形的边界。书中的一个受访学生称，曾有美国学生问她“中国是否每天都吃土豆”。部分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之后也经历不同程度的幻灭。你在书中称，使用“人才流入”或“流失”的框架看待这种往来是有偏差的，更倾向于“人才流通”。那么，在“人才流通”这数十年间，根据你的观察和体验，中美的民间有变得更了解对方吗？

马颖毅：在我的观察中，这种民间的误解更多是单向的。其实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哪怕仅从数字上我们都能看出些端倪，即便是最高峰阶段，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每年最多15000人左右，而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有30多万，这还是暂且不谈各种软文化的渗透。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中国的变化真的太快了。90年代的美国与今天相比，在涉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反而是抽象层面的，比如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变化很大。但90年代的中国和如今相比，变化太大了。

留学生的在地融入问题，

不能仅靠学生自主适应

新京报：出国留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是专业选择。你在书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出国的留学生家庭背具相对优渥，一般而言，这种出身的孩子倾向于选择文科。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选文科的比重，即便是相较于在中国上大学的学生而言，都要更低。这是为什么？

马颖毅：这也是在研究期间困惑我很久的问题。2017年，社会学家胡安宁和吴晓刚使用北京大学生研究小组的调查数据印证，的确是家庭优渥的学生更可能选择文科，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文化资本导致的。然而，当这些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后，这种文化资本实际上是流失了。在异国学习文科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会发现这个群体是在经济和教育上掌握较多资源，但在目的国仍然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试图获取世界性资本的过程中，他们同时也牺牲了一部分母国的文化资本。

新京报：有趣的是，中美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性能够集中反映在关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态度上。近日，来自江苏省一所中专院校的17岁女生姜萍进入阿里全球数学竞赛12强一事，在中文世界引发持续关注。你会怎么看这个现象？

马颖毅：我也在关注这件事的走向。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时，我的感慨是，类似像她这样的学生，在美国不太强调标化成绩的教育制度下，是很可能得到更多支持的。这仅仅是一个个例。但总体而言，在一轮又一轮被淘汰的压力下，学生不得不在各科上都保持一个高位。而美国相对来说不太看重标化成绩，更在意学生是否在某些方面特别杰出。

新京报：对于留学生而言，另一个实际的焦虑是留学地的课堂融入问题。我们很容易认为，中国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困难、以及出国后还在“中国圈子”打转是由于语言隔膜和文化疏离。而你在书中提出，可以从杜波伊斯研究美国黑人男性等边缘群体的“双重意识”角度重新看待这个现象。可否展开谈谈所谓的“双重意识”如何影响留学生的实际融入？

马颖毅：“双重意识”是当年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研究美国黑人男性经历时提出的。

《黑人的灵魂》，[加纳] W.E.B.杜波依斯著，维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4年4月。

他形容说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用一种既嘲讽又同情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其实在中国留学生身上也存在这种困境。很多中国留学生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好，但实际上他们的口语表达已经不错，而最苛刻的批评者往往就是他们自己。以至于在课堂讨论时，他们常常犹豫不决，心里反复斟酌，当终于下定决心开口时，发现这波讨论已经结束了。同时，受到原先国内应试教育淘汰制的隐形影响，他们总是担心自己说“错”，害怕“不足够好”。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大焦虑。

近年来，我的课堂上也开始出现中国留学生的面孔。我会强行在小组讨论中把他们打散，这点美国教授基本不会这么做，会觉得这是对学生的某种“干预”。但事实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就是会总在一起。其实他们渴望的是不在一起。曾经有个土耳其的学生跟我说，他学到最多的一门课上，任课老师会给他们组队，他在这个队里接触到相当多的东西。

新京报：这种基于文化考量的教育方式选择很微妙。可能的确只有在华裔教授的课堂上，他们才真正了解中国留学生的需求，进而系统性地改善留学生在当地教育环境中的真实处境。

马颖毅：是的。我最近在学校开设一门新课叫“中美对话”，是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联合培养课程，这堂课上中国学生非常多。课上的常规项目是小组讨论。我会提前和助教说，每组中国学生数量一定不要超过两个。这个模式的反馈也非常好，有的中国留学生还借此真的交到了当地的朋友。

我曾在美国20多所大学做过演讲，和不同高校的美国教授交流时，发现他们其实都很关心学生，但确实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我会建议他们在课堂讨论正式开始前，留给学生们三分钟左右的“准备时间”，让他们哪怕在笔记本上稍微把想法记录一下，组织一下语言，然后在组内讨论，最后再在班上做交流。其实也有美国学生相对内向，但这样就能保证，整个课堂的讨论不会只被那些少数“勇敢自信”的学生主导。很多美国教授很喜欢这个方法，甚至在没有中国留学生的课堂上，他们也会在讨论前留出时间，最后发现课堂的讨论质量的确是大大改善了。

这也和这本书出版的初衷有关。当初哥大出版社方面需要我说明：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我当时说，这本书最想写给的群体除了中国学生和家长以外，是美国大学的管理者、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团队，希望能够哪怕小小推动一点留学生境遇的改善，不论是从招生到学生工作，还是毕业后的就业支持。这些留学生通过层层申请来到这里后，校方需要结合他们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更加系统性的支持，在学业和社交上帮助他们 ，而不能仅靠学生个体去自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