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与城管：如此“中国特色”后果不堪设想

 
黑窑于城管是中国行政当局“无为”与“有为”的两个极致。

奴工事件标志着政府机制的失效。

黑窑与城管本是看来毫不搭界的两回事，一个发生在农村，一个出现在城里；一个暴露的是监督管理机制的失效，一个凸现的是强力执法队伍的蛮横。然而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无为”与“有为”的背后，根本的原因都是中国地方行政当局和普通百姓的严重对立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失控和无奈。

这条难得的好消息是，中国河南处理了几个引起事端的城管。

六月初河南郑州金水区城管执法局人员清理占道小贩，与一名摆摊的在校女大学生发生“摩擦”，“巡防队与个别市民和学生发生冲突”。

结果，郑州市政府对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副局长和有关中队长以及金水区政法委副书记、巡防办主任和巡防大队长做出行政记过、党内警告以及撤职等处分。 一名城管执法队队员和五名巡防队队员被治安拘留。

我不知道在当时“六四”纪念日前后的“敏感”时期郑州市的处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我还记得“六四事件”不久之后的一个五月底，我的一位同学因与殴打民工的北京南站一带管理人员理论而被打伤。结果，托“六四”临近的福，跋扈当地多年肇事者终于受到了处理。

谁来管“城管”？

然而郑州的案例毕竟让人高兴地看到终于有人管城管了。不过我很快看到在城管们几乎无所不管的同时，黑窑奴工们的多年惨状无人过问，上千名失踪的孩子杳无音信。同一个中国，这怎么又没人管了？ 
 
多年来，城管成了中国城市最容易进入人们视野、最容易成为新闻话题的一个群体。在拎着货品奔逃的小贩身后，在呼天喊地想要回自己一杆秤、一筐菜的农妇身边，都可以看到城管们的身影。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城管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轻易就可以找到他们如何扩编、如何着装（不光是制服和大盖帽，还包括迷彩服、盾牌和钢盔）、如何“加强执法、成效显著”的报道。也能看到感慨他们在身体暴力之外又遭遇语言暴力(媒体批评)的“道义支持”，然而也不乏对他们的行为，甚至存在本身的质疑。

城管与他们的管理对象之间矛盾和冲突，小的表现在罚没商品、强制商贩统一从他们那里购买价不廉物不美的遮阳伞、电冰箱，大的则发展到肢体冲突甚至致死人命。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案件是，当城管人员没收其刚买的三轮车时，在北京当小贩的河北青年崔英杰挥刀抵抗，刺死海淀区城管队副队长李志强（身后被追认为烈士）。所幸案件的结尾并没有“怨怨相报，以命抵命”，崔英杰被判了死缓，估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杀了烈士而没有偿命的人。

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李志强不仅是个城管副队长，他同样也是人子、人父。他的死与其怪小贩情急之下的一刀，不如怪城管制度存在本身。

名不正则言不顺

城管的全称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惟其“综合”乃有“大权”，户外广告、小商小贩、市容卫生、无照经营，城管的职权似乎无所不包，俨然一帮没有警察名分的二警察。

别的国家有没有类似的“非武装力量”不清楚，如果在英国找找，最接近的当属“社区支援”，一些也穿制服巡街的“协警”，然而既没见他们满街追赶小贩，也没见过他们拦住外国移民查查身份证、暂住证什么的，更多的倒是看到他们在给旅游者指路。 
 
前不久有朋友在英国议会大厦外给他的纪录片拍几个镜头，现在那里是反恐重地，警察、“协警”密集，两位“协警”老兄见朋友支起三角架、架上摄像机，走了过来。朋友赶紧解释自己何方人士，在此作甚，结果这“伦敦城管”首先对他讲：“我们没有向你问话，这是你主动对我们说的，跟我们无关”，然后解释根据规定，要抄录拍摄影像者的姓名、机构，仅此而已。

不知道按照中国标准，这些拿着纳税人工资的“英国城管”是否不够尽责，然而肯定的是不会有小贩拿刀扎他们。

中国有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庞大的中国城管队伍算什么呢？警察不算警察，民兵不是民兵，然而却有着和警察、民兵一样的甚至更正规的装束，更没有约束的权力。

黑砖窑事件，胡温“震怒”，然而胡温也不会不知道，城管管出来的冲突、管出来的“群体性事件”同样不利于他们的“和谐社会”，可既不见中央政府有什么指示，更不见地方有什么动作，“管”城管还只是前面提到的罕见特例。

其中的原因无外乎利与益，把那些不知眉眼高低，偏要到人口密集的大街上寻生路（可背街小巷谁买东西呢？）的小商小贩清除殆尽，还我朗朗乾坤、清平盛世，起码有利于地方官的形象和政绩。何况，没有三分利，不起五更天，城管之管，能管来罚款，管来没收，管来统一冰箱、阳伞的硬销，义正词严的背后是金钱、是收入。

同样道理，对黑窑的“不管”不也有一笔经济账吗？我解救一个被拐的孩子，一个自己家在哪都说不清的智障奴工，给我多少钱？谁给我钱？现在，当地警察和官员已经有因渎职被捕的了，但我们如果相信他们是能力不够而失察则未免过于天真。不要忘了，构成他们渎职、失职的“不作为”行为是有风险的，起码一旦事发会丢了职位，然而当这一风险作为成本同“佯装不知”带来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的时候，选择就明确了。

无为有为的治乱逻辑

然而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法部门、公职人员都以这样的经济账决定作为与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时候，这政府同梁山泊，这执法人员与“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又有何异呢？

就在此文快要收尾之时，偶然瞥见最近一期《亚洲周刊》报道，从今年九月一日起，越南对海外越侨回国给予免签证待遇。回想前不久在伦敦中国大使馆排的长队和六十英镑的多次入境签证费，突然意识到，算经济账的似乎不光是地方政府。

据报道，越南优惠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肯定越侨是越南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力量之一。可是对中国，当城乡可以分割，政府和民众可以分割甚至对立的时候，海外华侨还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呢？

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而今我们在黑窑事件中看到的是无为而“不治”，城管式“有为”的最终结果，相信也是“不治”。需要警惕的是，治乱之间的历史逻辑有时候并不总那么讲道理，今天中国官方即便批评到黑窑与城管这类的“不为”与“有为”，常用的一句话轻描淡写是“出于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然而也正是出于满大人们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晚清的立宪给拖到了武昌起义。随着新军普通一兵熊秉坤不普通的一枪，存在了268年的大清就那么亡了，而那个国家的制造业和GDP都曾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