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冼岩来稿:和《天安门文件》一样,荒谬绝伦的《李鹏六四日记》得以出版、面市,是由于它迎合了两种需要:一些人要趁机赚钱,一些人想借此亮相。此两部分人,颇有可重合之处。
从《天安门文件》到《李鹏六四日记》,其间的变化脉络是清晰的:由于“六四”的招牌越来越颜色黯淡(去年还弄了个聚会,今年就只能在网上聊聊天了),只能以越来越荒诞、越来越无厘头的方式,才能吸引足够的眼球,以实现赚钱、亮相两大目的。《李鹏六四日记》之一目了然的荒诞,比诸《天安门文件》的半遮半掩、半信半疑,说明某些人的行为,已经越来越没有了底线,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正因为遮羞布越来越少,敢于站出来为其备书的人也寥寥。《天安门文件》还有三位勇敢的“中国问题专家” 黎安友、林培瑞、夏伟之辈出面担保作证,《李鹏六四日记》就只有出版人鲍朴自己在那儿咋呼什么“找不到能推翻该复印本真实性的漏洞”了——这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知道“隔壁张三”有没有偷。
上述三位“中国问题专家”之所以那么“勇敢”,也不难理解。且不说他们的“中国通”头衔本来就是靠类似忽悠混来的,如此耀眼的商机,如此巨大的制造轰动效应之机会,又岂能不紧紧捏在自己手心?他们如果不够勇敢,自有别人勇敢,如此一来,不但钞票要装进人家的口袋,美国可能又要诞生几位“中国通”,名头甚或更盖过此三位,他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身在美国多年,他们不但懂得这个国家对于“中国问题”学术的政治需要是什么,更知道美国的老百姓其实很好忽悠:只要立场“正确”、目的“善良”,对于故弄玄虚、弄虚作假之类的“小节”,民众是易于谅解的,而且很快就会健忘;至于真正在意“中国问题”真相的那些人,大多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选择失聪、失明和失语。所以,此三人至今还能坐在“中国通”的交椅上,道貌岸然。
也不排除有些人不但至今真心相信《天安门文件》,甚至连《李鹏六四日记》都信。在他们那小脑袋里面想的是:“六四”这么大一件事,李鹏这么大的责任,他能不害怕?能不千方百计寻求洗脱?——拜托,也就是你们这些人把“六四”当回事而已。中国的老百姓迄今对“六四”有印象的,已经为数不多。“亲戚或余悲,他人却已歌”,再过几十年,除了在史书上不知道会不会留下一笔外,对“六四”还有记忆的,想必已寥寥无几。“六四”在史书上纵有一笔,相关人士也未必会上书;纵然个人的名字也会露一下,人都早已不在了,还需要在乎这个吗?他们是这么珍惜羽毛的人吗?
只有像邓小平这样注定名垂青史的人,才会顾忌身后之名。其他人大多只要能维持住“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了。所以,如果不是别无选择,邓是不会作出“六四”决断的。鲍彤把“六四”比之焚书坑儒,这和他儿子出版《李鹏六四日记》之混淆是非如出一辙。“六四”和焚书坑儒的区别,就在于一方把另一方逼到了别无选择,这是人们有理由追问学生领袖及民运人士包括赵紫阳之伦理责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