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吴谢宇案的最后三个月

2024年1月31日，农历癸卯年腊月二十一，北京大学肄业生、弑母者吴谢宇被执行死刑。

公众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有媒体报道该消息后，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坚决不留着过年。

然而，在长达4年审判过程中，在吴谢宇一方看来，曾几次出现保命的“乐观因素”。实际上，直至死刑复核阶段的最后两个月，辩护律师仍对吴谢宇保命颇有信心。他们当时认为，吴谢宇至少能活着过年，而一旦过了年，“反转的机会就会很大”。吴谢宇则就在执行死刑前10天还曾给狱友写信表示，自己将配合律师，“全力以赴自救”。

不过，吴谢宇最终未能获得亲属谅解，这也让他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2023年11月8日，执行前84天

这一天，厦门律师吴国阜来到福州市第一看守所，首次会见他的当事人吴谢宇，并与之签下委托辩护合同。此时，吴谢宇在这里已经羁押了4年6个月。

吴国阜是吴谢宇的最后一名辩护律师。在他之前，吴谢宇先后委托过5名律师。其中，法律援助律师冯敏和助理何丹萍担任一审辩护人，知名学者徐昕及其妻子郑晓静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郑晓静和吴国阜则共同担任死刑复核辩护人。

吴谢宇被抓之后，不少律师都曾试图介入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为吴谢宇无偿辩护。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至少有两名律师曾亲赴吴谢宇老家，并获得当时尚健在的吴谢宇继爷爷（吴谢宇父亲的继父）的授权，但他们均未能成为吴谢宇的辩护人。

两名律师当时遇到了一个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可以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但是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姊妹。按这一定义，吴谢宇当时没有一个近亲属——他父母双亡，没有结婚，又是独生子女。

2023年5月19日，中止一年多后，吴谢宇案再度开庭。媒体记者在福州市中院外拍摄。张斌 中新社 视觉中国图

事实上，就在吴谢宇被抓的第4天，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就指派了本地律师冯敏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她后来成为吴谢宇最信任的人之一。案件进入一审审判阶段后，吴谢宇曾手写一份声明，表示除了冯敏，他不需要任何其他律师。

冯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能获得吴谢宇信任，可能与对他的尊重有关——吴谢宇很不希望被视为坏人。而她经常告诉吴谢宇：很多人在关注他，希望他活下去。“要说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应当是给了他一种（活下去的）信心。”

按冯敏的说法，最初会见时，吴谢宇情绪非常低落，会见十多次以后，才开始谈到案件。在为吴谢宇辩护时，冯敏明显感觉到其“不好驾驭”。“正常的案件，律师（在开庭之前）肯定跟当事人提前沟通好，当事人基本上都会配合，但是他不是这样。”

作为辩护律师，冯敏一直没能搞清楚吴谢宇的作案动机。审查起诉阶段，在她建议下，检察院曾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了一次。不过，在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吴谢宇的作案动机未作交待。

一审辩护时，冯敏采纳了吴谢宇本人的说法——杀死母亲是为了帮助母亲解脱。冯敏明白，这个观点很难说服法庭，更难说服公众。按吴谢宇的说法，他本打算杀死母亲后自杀，但事实上他选择了逃亡，并大肆挥霍，多次嫖娼。

一审阶段，吴谢宇曾一度一心求死，但在正式开庭时，他的想法变了，表示自己真的悔悟，希望法庭给他一个机会。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他选择上诉，并在自己写的上诉状中表示，是冯敏的鼓励使他改变了想法。他说，他的阿姨、舅舅和大姑最终会原谅他，“为了他们，我也要去争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退出以后，冯敏仍与吴谢宇保持通信联系。几年下来，她对吴的评价是“从不成熟到成熟”。她说，吴谢宇后期写的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常说自己帮助别人，一心想做有用的人。

作为最后一名介入吴谢宇案的辩护律师。吴国阜的任务是为吴谢宇求得亲属谅解。刑事诉讼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如果得到对方谅解，可以从轻处罚。

“我有两个优势。”吴国阜说，“一个是我也姓吴，可以通过吴氏宗亲渠道做谅解工作。一个是我的当事人与吴谢宇一起关了四年。”

吴国阜所说的当事人叫老K，他与吴谢宇关在看守所同一个号房。在看守所的几年间，吴谢宇自学法律，曾义务帮狱友写申诉材料，老K是他帮的人之一。按吴国阜的说法，吴谢宇帮老K写了上千页材料。2023年下半年，老K办理取保候审回家，他和律师一样，也想帮吴谢宇保命。

这是吴国阜二十多年律师生涯中首次代理死刑复核案件。首次会见前，吴谢宇托人带话，说想看父母的照片，吴国阜就从吴谢宇父亲老友王晓东处拿到照片，带进了看守所。吴谢宇看到父母照片后，当即大哭。

给外婆、舅舅、姨妈写道歉信

2023年11月10日，执行前82天

吴国阜会见完两天后，郑晓静也会见了吴谢宇。

在会见中，吴谢宇提供了一纸写给外婆、舅舅和阿姨的道歉信，他表示，决定把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两套房全部给外婆、舅舅、阿姨。

这是王晓东给律师出的主意，想通过此举打动吴谢宇的舅舅和姨妈，为吴谢宇争取到谅解，从而帮其保命。

徐昕和郑晓静成为吴谢宇的二审辩护人，颇有些偶然。郑晓静和吴国阜共同担任老K的二审辩护人，而在老K羁押期间，家人曾把徐昕写的一本书《无罪辩护》送进看守所，书中多次提到冯敏，吴谢宇也看了这本书。一审判死刑后，他给冯敏写信，表示想让徐昕辩护。

二审换了律师之后，吴谢宇曾专门给徐昕写信致谢。他在信中表示，自己是“一个犯下了滔天罪孽的罪人”，怀疑是否值得被原谅，以及徐昕把时间精力花在自己身上是否值得。但同时他也表示“真的知道错了”，“不甘心我这辈子就以这么个可恶可恨可悲可耻可鄙的罪人收场”。

在二审阶段，徐昕和郑晓静把辩护重点放在申请精神病鉴定上。接手此案后不久，徐昕接受《新京报》采访，表示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而这“一线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徐昕团队不奢求吴谢宇无罪，但求能保命。“死缓限制减刑也可以接受。”一位团队成员说。接手吴谢宇案后，徐昕团队还专门就“杀亲免死”案做了统计，发现与杀“外人”相比，杀亲案的被告人不判死刑的概率要大得多。

按徐昕后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他接手时，舆论对吴谢宇已是非常不利，几乎人人都认为吴应该“千刀万剐”。

根据相关规定，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只是有权申请精神鉴定，而作与不作取决于司法机关。为了说服法院启动精神鉴定，徐昕团队曾委托三批精神病专家为吴谢宇出了三份专家意见。由于不是辩护律师，专家当时无法见到吴谢宇，主要是借助案卷材料对吴谢宇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

三批专家一致认为，吴谢宇患有抑郁症，其杀母行为属于“扩大性自杀”，有必要为其作司法精神鉴定。

“扩大性自杀”是司法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患者由于严重的抑郁发作而担心自己死后亲人受苦受难，出于慈悲心理，怜惜亲人而先将亲人杀死后再自杀。

至于吴谢宇为何没有自杀，一份专家意见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长期临床经验和精神鉴定实践发现，一些精神障碍者遇到突如其来的压倒性重大事件时，其精神状态及其行为可能发生戏剧性变化，病人突然出现似乎“醒悟”或者“清醒”的感受。因此，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危害戛然而止，幸免一场灾难事件的发生，而且“本该出现的自杀也未出现”。

然而，二审出庭的检察员认为，吴谢宇作案前周密预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归案后面对讯问对答切题，能够连贯回忆案发经过，故作案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不需要进行鉴定。

对于律师提供的专家意见，检察员表示是“在未完整审阅证据材料、且未对吴谢宇病理检查基础上作出的”。

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员的意见，没有为吴谢宇作精神鉴定，维持了一审死刑判决。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六点理由，认为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这也意味着，亲属谅解成为吴谢宇保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亲属态度“没有变化”

2023年11月20日，执行前72天

吴国阜首次接到最高法负责吴谢宇案的孙姓法官电话。孙法官提醒吴国阜尽快阅卷，并在规定期限内（自接受委托起一个半月）提交辩护意见。

二审结束后，吴谢宇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徐昕退出，郑晓静则继续为吴谢宇辩护。

徐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二审后他是“策略性退出”。退出后，“整个的辩护策略、行动，都是我在推动”。

事实上，吴国阜成为吴谢宇辩护律师也是由徐昕安排的。徐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的人选原本是北京某高校一位法学教授。但在死刑复核阶段，吴谢宇在最高法法官提审时，突然提出解除两名律师的委托合同。

按郑晓静后来对孙法官的说法，吴谢宇那次除了要解除律师委托合同，还表示“不想活了”，并把二审判决书、授权委托书以及他写的申诉材料全都撕碎。

郑晓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老K通过管教人员劝吴谢宇，让他争取活着的机会，吴才又回头。不过，吴提出保留郑晓静，但另一名律师要换。

“吴律师就主动请缨，认为他可以去找家属，看能不能沟通谅解的事情。”徐昕说。

与一审、二审不同，在死刑复核阶段，最高法不会开庭审理，但法官会提审被告人，并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与吴国阜通电话之前，孙法官已经提审过吴谢宇，正是在那次提审时，吴谢宇提出要换律师。

“他一会一个想法，案子简直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吴国阜说孙法官如此告诉他。按孙法官的说法，一般的死刑复核案件就提审一次，但吴谢宇由于提出换律师，得再提审一次。

在11月8日那次会见中，吴谢宇曾对吴国阜说，法官告诉他，曾找过他的舅舅和姨妈。趁这次通话机会，吴国阜向孙法官求证，后者确认找过，但他们的态度“没有变化”。

早在一审和二审阶段，冯敏和徐昕的助理就曾分别联系过吴谢宇的舅舅，以期为吴谢宇求得谅解，但对方“根本不理”。

确认最高法法官找过吴谢宇舅舅和姨妈之后，吴国阜更加确信获取亲属谅解的重要性。当时，辩护团队内部对谅解并不是特别看重，有人认为，即便吴谢宇得到亲属谅解，他也难逃一死。吴国阜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最高法法官完全可以不过问谅解问题，既然过问，就说明重视。

“所以我当时很有干劲。”吴国阜说。

在舅舅和姨妈处遇阻之后，律师们原本可以找外婆。从法律角度，就故意杀人这一罪名而言，作为吴谢宇母亲谢天琴惟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有外婆的谅解书对吴谢宇有效。而律师们也都预测，一旦找到外婆，其大概率会谅解吴谢宇。

但是，包括吴国阜在内，所有曾经尝试做谅解工作的辩护律师都表示，由于担心出事，他们不敢冒然去找老人家。律师们的策略是：先做通舅舅和姨妈的工作，再由后者去做外婆的工作。

然而，同样由于担心出事，舅舅和姨妈一直瞒着吴谢宇外婆。

吴谢宇的外婆是一位盲人，案发时已年过七旬。据谢天琴的同事、好友马丽华介绍，吴谢宇的姨妈曾告诉她，他们一直骗吴谢宇外婆说谢天琴陪吴谢宇去美国留学了。吴谢宇外婆虽然看不见，但脑子很清楚，一到过年就问：两个人怎么不联系？“她（谢天琴）妹妹就讲，他们都不想你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他们好过了就会联系你，你就不要操那么多心了！“

与舅舅和姨妈的做法类似，出事后，吴谢宇的姑姑们也一直瞒着吴谢宇奶奶。不过奶奶后来从邻居处知晓了真相，并深受打击，在吴谢宇被抓之前过世。

案卷材料显示，一审开庭前，福州市中院曾通知吴谢宇舅舅、姨妈到法院，法官明确向他们表示，吴谢宇的外婆是谢天琴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问他们对此怎么考虑。舅舅和姨妈的答复是：回去考虑一下，若5天后不回复，视为放弃。

在长期关注吴谢宇案的一名律师看来，通知被害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并非法院的义务，法院这样做，可能是想给吴谢宇一个机会，让外婆知道此事，进而谅解。

据一审判决书，外婆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赔偿。

吴谢宇案曾多次延期或中止审理，其中最长一次中止审理出现在二审阶段，时长长达一年多。而就在此期间，由最高法指导的法治剧《底线》开始热播，其中一个案例唐啸云弑母案，剧情与吴谢宇案高度相似。唐案的结局是，经最高法死刑复核法官做工作，唐啸云的舅舅最终谅解了外甥，唐本人也在法官劝说下悔罪。剧中暗示，一审被判死刑的唐啸云，在死刑复核阶段保住了命。

《底线》的播出一度让徐昕团队深感振奋，徐昕认为，这是继中止审理后，吴谢宇保命的另一个“乐观因素”。

然而，与剧中的唐啸云不同，吴谢宇没能取得亲属谅解。

谈话“气氛很轻松”

2023年12月27日，执行前34天

最高法就吴谢宇案听取两位辩护律师吴国阜和郑晓静的意见。

用吴国阜的话说，那次谈话“气氛很轻松”。孙法官看起来有四十多岁，吴国阜猜她应该也是一位母亲，可以从母亲的视角理解吴谢宇案，这对吴谢宇保命或许会是一个加分项。

在这次谈话中，郑晓静再次强调吴谢宇作案时精神不正常，应该为其作精神鉴定。吴国阜则坦陈，他对案情不熟，其任务就是求得谅解，争取从宽处理。

这次谈话后，郑晓静和吴国阜都认为，至少在春节前不会核准吴谢宇死刑。而徐昕更是乐观地认为，只要春节前不核准，吴谢宇保命的希望就很大，他为此还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信息。

在赴最高法前10天左右，吴国阜和老K一起去了吴谢宇及其外婆的老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希望找到舅舅当面谈。但他们没找到人，“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按吴国阜的说法，老K此前曾打通过吴谢宇姨妈的电话，姨妈当时一方面对吴谢宇表示很气愤，另一方面她也承认，想不通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动机不明怎么谅解他？”吴国阜认为，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普通人对吴谢宇案的看法。同时，按这一逻辑他推断，如果能查明吴谢宇的作案动机，姨妈或许会谅解吴谢宇。

关于作案动机，一审判决书中未提及，二审裁定书里的提法是：“吴谢宇因自己的错误认知产生杀母之念。”

在仙游，吴国阜还见了吴谢宇的两个姑姑，她们非常谨慎，戴着口罩，与吴在公园见面，像“特工接头”。

为了帮吴谢宇求得亲属谅解，吴国阜动用了“吴氏宗亲会”的关系。作为厦门吴氏宗亲会监事长，吴国阜利用这个身份，联系了莆田进而再联系仙游吴氏宗亲会。对方一开始不理解，说这样的人（指吴谢宇）留之何用。“我说他真的很聪明、有才，在里面还帮人写材料，（他们说）有才我们还是要救他一下。”吴国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京期间，吴国阜还曾找到北京律师谢通祥求教。后者办理过数百起死刑复核案件，几乎每年都有帮死刑犯保命的成功案例。

谢通祥建议吴国阜，应当从“天理、人情、国法”的角度辩护，在他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不违法，帮当事人保住命总是对的。为此，他向吴国阜建议，辩护时强调吴谢宇家“三代单传”等理由。

不过，在与吴国阜会面时，谢通祥并不知道吴谢宇外婆健在。在事后知道此情况后，他认为律师找舅舅、姨妈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避开他们，直接去找外婆。即使冒一点险，也值得一试，因为这毕竟是吴谢宇保命的惟一希望。

2024年1月5日，最高法听取律师意见9天后，吴国阜去看守所会见了吴谢宇，当时两人都不知道，这会是吴谢宇最后一次律师会见。

通过两次会见，吴国阜对吴谢宇的印象是：谦虚、诚恳、阳光，特别有礼貌。而郑晓静在数次会见中，更多注意的是吴谢宇身上反常的一面：“手不停地动，只顾自己说，很少（与律师有）眼神交流。”

核准死刑

2024年1月12日，执行前19天

2024年1月10日，在赴最高法沟通吴谢宇案两周后，郑晓静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已提交不核准死刑的法律意见。

吴国阜注意到，报道发出后，喊杀的声音仍“一边倒”。之后几天，郑晓静又陆续接受几家媒体采访，她除了披露吴谢宇道歉信的内容，还向记者承认：谅解工作不顺利，律师被家属“拉黑了”。此外，有媒体引用她的说法称，“春节前应该不会有是否核准死刑的结果”。

2024年1月13日，吴国阜也接受了一家媒体采访，表达了类似的采访内容。

吴国阜后来才知道，就在他那次接受采访的前一天，2024年1月12日，最高法的裁定书已经作出，核准吴谢宇死刑。

两周后的1月26日，吴国阜收到莆田吴氏宗亲会的反馈，称当地两位“很有能力也很热心”的人士愿意出面帮忙做谅解工作。据吴国阜介绍，在救与不救吴谢宇的问题上，这两位人士曾经犹豫过，后来还去“问了师父”，才决定出手。

吴国阜深感振奋，当即给孙法官打电话。孙法官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反问吴国阜：媒体报道不是说你们的电话已经被拉黑了吗？

吴国阜说“心里一沉”，意识到自己和郑晓静在那个节点接受媒体采访，可能是个错误。

徐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律师把谅解工作不顺利的信息透露给媒体，“肯定不是特别合适”。

不过，在吴国阜看来，裁定书当时虽已作出，但尚未生效。如果谅解工作能取得实质进展，仍有可能产生影响。

吴国阜那天甚至已经起草好了谅解书，“就等亲属签名”。

然而，他等来的是5天后吴谢宇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巧合的是，就在最高法作出裁定当天，徐昕在网上公开了吴谢宇案的二审辩护词，标题是《亡母盼逆子免死》，跟评仍是“一边倒”。有网友嘲讽徐昕是“通灵师”，否则如何能知道死者的想法。

1月17日，应徐昕所请，江苏扬州某寺庙为谢天琴做了场佛事。“超度吴母的亡魂，祈求吴母灵魂安息，吴谢宇保全性命，用余生去忏悔谢罪”。徐昕在当日所发的微信朋友圈中如此写到。

当时，律师尚没有拿到吴谢宇的裁定书，不知道吴谢宇生死已定。

最高法核准吴谢宇死刑的裁定书中提到，吴谢宇故意杀害其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人伦道德，严重践踏社会公众的认知和情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吴谢宇连续实施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犯罪，主观恶性深，且毫无悔罪诚意。

裁定书还称，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吴谢宇作案时有精神病、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羁押期间表现良好，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同意原判不予采纳的意见。

至于吴谢宇的作案动机，最高法裁定书的相关措词是“吴谢宇因自身厌世产生杀母之念”。

最后一封信

2024年1月21日，执行前10天

在看守所的五年多里，吴谢宇曾给亲人、律师、法官等人写过数十封信。最后一封信是这一天写给老K夫妇的。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将会配合律师，“全力以赴自救”。

吴谢宇在信中表现出一贯的严谨。他给这封信取了一个奇怪编号“#003.6”，并就此作了解释。他说，此信的编号原本是“#004”，但由于他在看守所读了两本书，“受到极大感染”，于是打算把书中精华摘录下来，和信一并寄给老K，但在摘录完成后，他打算“重新咀嚼”，于是做起了笔记，导致原本要写的“#004”信又得拖延。他担心春节前写不完，于是决定先写出“#003.6”。

随后，吴谢宇请老K夫妇寄给他两本书——最新版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如果能在春节前收到那可就是最好的春节礼物啦，我会超开心的。”

吴谢宇在信中还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写《忏悔录》，“这是郑教授（郑晓静）在2023年11月9日、10日会见时启发我做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在2024年1月9日周二已经把79页的《忏悔录》寄给最高院孙某某法官啦！我自己感觉写的很好啦！但还有很多真心话没来得及写进去，我会继续努力写的！”

吴谢宇拜托老K夫妇告知郑晓静、吴国阜他已寄出《忏悔录》一事，并请两位律师如果去最高院的话，把《忏悔录》复印一份给老K夫妇。

吴谢宇在信中还提到了半个月前的那次律师会见：“吴律师（吴国阜）来会见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极大地振奋了我的士气和自信……我心里真的无比感激您们和律师们为我付出的一切！我无以回报，我必须要向您们学习……充满正能量地为自己的明天和未来而努力争取……”

吴国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那次会见中，吴谢宇曾让自己给他寄50支笔芯和30本稿纸，他用来继续写材料。

吴谢宇在信中表示，在将来给老K夫妇写完“#004”信后，他打算“要按照徐教授（徐昕）2021年10月份写给我的信中指导我的，好好回忆并写出‘反映我作案前、中、后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自述材料’，希望能给律师们寻求对我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的努力有一些帮助！”

吴谢宇还让老K夫妇帮他一个忙——“说来真是惭愧，我在老K您回家前几个月脑子突然瓦特（坏掉）了，把自己曾写的所有材料全给撕了……现在我要继续写自述材料，自然不能与我曾寄给法院的材料发生矛盾冲突，所以，我想麻烦您们帮我一个忙：律师们想必早从法院复制回来我的所有手书材料，您们帮我从律师那要来我的所有手书材料好吗？不过，到底该怎么寄给我才合适，可能需要再斟酌。”

在信的最后，吴谢宇请老K夫妇代其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律师转达春节问候：“我现在状态很好！我会全力配合您们，全力以赴自救！请您们对我有信心！”

对于吴国阜，吴谢宇除了转达上述问候，还表示他“无比感激”其为他做的一切。“您为我努力去和我亲人长辈沟通，真的对我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此外他还表示，吴国阜如果和他姨妈、舅舅、姑妈们联系，请代他“转达歉意、思念与春节问候”。

最终没有会见

2024年1月31日，执行当天

吴谢宇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最早是由郑晓静对外透露的。这天上午，郑晓静联系看守所预约会见吴谢宇，结果被告知：吴上午8点已经被法院带走执行了。

“太突然。”郑晓静随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半小时后，福州市中院发布公告：“罪犯吴谢宇被执行死刑”。该消息迅速登上当日微博热搜榜第一。

据谢通祥介绍，对于死刑犯而言，最高法从核准死刑到下达执行死刑命令，一般会间隔一到两周，下达执行死刑命令后，再到具体执行，一般最快也要三天到一周。在他看来，吴谢宇从核准死刑到最后执行，算比较快的了。在他办过的死刑复核案件中，从核准死刑到最后执行，有的长达数年。

谢通祥还说，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之后，到执行死刑之前，最高法根据有关规定不会通知律师，更不会通知犯人，以免发生意外。即使到执行前几天询问被告人想要会见哪些家属时，也不会向犯人透露。但可能有的的犯人能猜出来。

与吴谢宇同一天执行死刑的，是“重庆姐弟坠楼案”的两名罪犯张波和叶诚尘。

2024年1月24日，吴谢宇被执行死刑一周前，媒体报道了由福建省高院组织评选的“2023年度福建法院十大典型案件”，吴谢宇案名列第一。所配发的“专家点评”中提到，该案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于吴谢宇本人、吴谢宇的母亲及其他亲人而言是个悲剧；于社会而言，也是个悲剧。

根据福州市中院所发的通报，执行死刑之前，该院曾告知吴谢宇可以申请会见亲属，但吴谢宇未提出申请。不过，福州中院法官在电话中告诉吴国阜，执行死刑前，他们通知了吴谢宇两边的亲属，但他们都没表示要会见。

看到吴谢宇执行死刑的消息后，王晓东曾打电话给吴谢宇大姑父。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大姑父确实曾接到法院通知，说可以会见吴谢宇，但他不知是要见最后一面，加上姑姑身体有病，就没让她去。

南方周末记者从吴谢宇老家邻居处了解到，截至2024年清明，吴谢宇的骨灰仍未被带回老家安葬。谢通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死刑犯火化以后，骨灰如无家属认领，殡仪馆最多保存三年。

吴谢宇在写给舅舅和姨妈的信中，曾委托他们处理母亲的后事。不过，据马丽华透露，谢天琴的遗体至今没有火化下葬。

•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晓东、马丽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