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美债危机的最后赢家是中国

美国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奖。他曾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德国之声就美国目前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出现的胶着状态采访了这名经济学家。
 
德国之声：不久前对大部分专家而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成为现实。经济强国美国即将失掉支付能力。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肯尼斯·J.阿罗：我还是认为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将足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但这不是100%的保险，没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两党最终不能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想，不能提高债务上限的概率大约为10%。

危机的程度随着两党的争吵而加深，他们还在相互推卸责任。欧洲人的印象是，政治家只顾捞取政治资本，而置即将发生的灾难于不顾。有道理吗？

这里有很多因素，其中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问题。有那么几个共和党人扬言，不论民主党作出什么样的妥协，都绝不会对增加负债投赞同票。他们的观点是，国家太强的作用必须削弱，并将之作为施压的工具。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短期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参院少数派领袖、共和党人迈考奈尔（Mitch McConnell）数月前曾说过，他的使命是设法不让奥巴马连任总统。此人不久前还就战胜当前的危机提出了建议。显而易见，这里牵涉的是政治利益。

双方难道不能将政见分歧同提高债务上限事宜分别对待吗？这样有助于避免国家破产。还是说这样的念头太过天真？

他们当然应该分别对待。现在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疯癫行为。我们的国家财政是国会通过批淮的，为什么不能到此为止呢？为什么还要就债务上限问题进行特别的讨论？当然，国家财政规划时要考虑债务的因素，但它不总是可以事先规定的，比如税收的具体数字事先是无法淮确预知的。

于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可以只对国家财政预算进行表决，然后在此基础上并根据需求限定贷款。就这样简单，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特殊的表决。

更令人不解的是，过去，债务上限是自动上调的，当然，以前的争执不像现在这样激烈。上调债务还要经国会特别表决的想法，在我看来绝非正常。

在国家失去支付能力的程度上，人们众说纷纭。假如债务上限没有提高，具体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这很糟糕，但它更是一种象征层面的意义。短期内不会有严重结果，不会像突发性危机或者房地产危机造成的后果那样严重。目前，金融领域已就国家破产做好了心理淮备。

人们会看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具备可信的偿还能力，可以继续得到贷款，而且对投资者而言，美国是一个安全港湾。这一点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尽管美国目前的境况不尽如人意，但美国债务利息仍然较低。

美国的信誉问题当然在目前受到挫折，但程度没有达到令人忧郁的地步。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困境并不是动摇根基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节约是必须的，可能是在社会保险领域，因为它发出强大的政治信号。但人们总有一天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从国家债券得到好处的人为什么不同时承担责任？人们清楚地看到，老人、病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深。到了这样的讨论开始时，利息便会提高。

这时，国家的债务便会降低，这当然会对全球银行业产生影响。非常可能的是，人们需要勒紧腰带了，我可以想象，私人经济领域也将出现相应的后果。也就是说，首先利息升高，这将影响到投资，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外。

我认为，由于欧美银行间盘根错节的相互联系，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萎缩。而最大的赢家可能会是中国，因为美国债券的价值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