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心中唯一的祖国 妈妈在美国投出人生第一票

对母亲来说，一切始于她工作的百货公司，她负责处理刚从仓库箱子里取出的衣服，把它们挂在衣架上，然后放在商场里出售。那是在3月份，一位店长和几个同事在她旁边聊天，主题是新冠病毒的最新消息。当我的母亲，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加入谈话，说起她早上听到的事情时，店长看着她的眼睛，冷冷地回答，“嗯，你可比我们大家都清楚。”

随着疫情的恶化，母亲的工作环境也在恶化。每当她走进一个房间，人们就会找借口离开，像野餐时被打扰的蚂蚁一样四处逃散。她认为和她关系不错的同事在她经过时把盒子往地板和墙壁上扔，把她吓了一跳。最后她记不清有多少次，她保持着社交距离跟人打招呼，戴着口罩和对方说话，结果对方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

每天下午，我都看着母亲带着新的故事回家。即使她沉默不语，她的沮丧和愤怒对我——她唯一的孩子——也是显而易见。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来自上海的城市女孩，1989年离开了她在中国那个寒酸的一居室公寓，逃避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前途的生活，以及恶狠狠的哥哥——他让她和父母的生活都很痛苦。

贫穷磨炼了她的韧性和意志，让她亲力亲为，努力工作。然而，对于这场大流行的负面影响，她没有任何准备。

在新冠病毒时代，厚颜无耻、肆无忌惮的敌意对她来说成了“新常态”，她也承受下来，就像她承受了总统和他那群打着红领带的顾问们在新闻里煽动仇恨的言论一样。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给我俩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尽管我们不是黑人。当在新闻中看到乔治·弗洛伊德的女儿时，她哭了。

一个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人，一个有色人种，一个女人，一个英语不是很流利、既没有技能也没有受过教育，难以在工作场所“提升”自己的人，很容易感觉自己无声无息，甚至在她寻求庇护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她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才能度过每一天，才能在生存的同时维持住尊严和骄傲，即使有那么多人以仇恨为工具，试图蚕食和侵损这尊严和骄傲。

所以，今年6月，母亲做了一件人生中第一次做的事。她投票了。

我还记得，新泽西州初选邮寄选票的信送到时，她在厨房柜台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几乎是带着小孩子受压抑的好奇心。有一本小册子上用大号字体印刷的说明要求填写表格和选择候选人，并将这个表格放在另一个信封里。她慢慢地做着，好像在进行一种精妙的仪式，或者像钟表匠一样把复杂的部件组装在一件精致的仪器上。

她没有告诉我她打算投票，但她把打开信封和填写表格的事留到了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晚饭后，在所有的盘子都洗好、衣服也叠好收好了之后。

她只叫了我一次，问我：“‘municipality’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磕磕绊绊地解释中文翻译时，她说：“没关系。”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英汉词典来查找这个词。

她完成投票的过程几乎和开始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第二个信封封好后，她脱下睡衣，换上T恤、短裤和凉鞋，然后戴上口罩，走到公寓楼大堂，把选票放进信箱，然后依然是一言不发地回来了。

但我能感觉到这一刻的庄严，它在空气中的重量，当一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当我们的英语词典中那些珍贵的、大写的词汇——真理、希望、自由——似乎在瞬间激荡，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那种轻微的变化就像电流的刺痛。

母亲告诉我，这里是她唯一承认并称作祖国的地方，尽管近几个月来，原本普通的杂货店和本地商场之行已经成为对耐心和韧性的锻炼。这里是她的国家，她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她的生活很简单；除了保住房子和工作之外没有任何野心和更大的愿望。

母亲以自己为榜样教给我：侮辱、心痛、不公，以及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根基，既不能消除也不能否定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改变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与这个国家充满仇恨和血腥的历史一样，是它复杂的大杂烩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很难，但我们必须努力不忘记这一点。

母亲没有忘记，一生之中，她第一次不再把自己归入这个国家无声无息的人群之中。她投票了，到了11月，她还会再一次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