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体制为何失灵？

几年前，一位睿智的同事写了一篇精彩的逆向思维专栏文章，认为任何组织都不应该聘用超过几个非常聪明的人。没错，这些人擅长分析事实，把握抽象理念，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是把太多的这种人放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会因为喜欢复杂性和冲突而搞乱整个系统。

正如我们这些“知识劳动者”所知道的，聪明的人并不总是最具合作精神的。他们拥有智力，却往往缺乏同理心。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认知精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智商(IQ)比情商(EQ)或大多数动手能力更受重视。那些想要成功的人被激励去使用他们的大脑——无论是心还是手都没有得到太多锻炼。

政治分析人士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认为，结果对我们大家都不利。他在新书《头、手和心》(Head, Hand, Heart)中探讨了“聪明人变得太强大”的方式和原因。这是围绕精英体制这一主题的好几本新书之一，剖析了精英体制是如何通过超出比例地奖励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来创建一个危险的不平衡世界的。

当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在一段短时间内展现了其他类型的员工有多重要，比如护士、护理人员和送货司机。但是，尽管我们在封锁期间用贴在窗户上的标语来称赞这些职业，但很明显谁才是真正的社会赢家：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至少是拥有诸多学历的全球精英——这些人分析数据、交易股票、编写程序软件、撰写报纸文章（就像本文），还煞有介事地说着在情感上往往不接地气的行话。

古德哈特和哈佛(Harvard)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都认为，这些人代表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可能比之前的世袭上层阶级更具毒性。桑德尔的着作《择优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考察择优体制下的努力是如何破坏社会凝聚力和自由民主的。桑德尔主要关注美国，他认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美国梦已经成为神话。曾几何时，只要你足够努力学习，你就能成功。现在更有可能的是，如果你的父母能够负担数千美元的入学考试准备费用，或者聘请一名顾问来美化（甚至伪造）足以让你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简历，你就能成功。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择优体制理应比昔日限制性的社会结构——家庭和社会关系决定结果——更好。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传统阶级结构开始瓦解，它们被一种基于考分、成绩和智力（至少是智商这个狭义定义）的新的教育和职业发展体系所取代。突然间，聪明的工人阶级孩子可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但是也有黑暗的一面。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他有先见之明的反乌托邦小说《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958年出版）中创造这个术语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尽管旧的阶级制度存在种种缺陷，其道德任意性使精英和工人阶级都不相信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是应得的。

古德哈特和桑德尔都将事实、分析和观点融入可读性非常强的非小说着作。他们都引用扬的着作，显然受到其观点的启发。正如扬所说，“既然人们按能力分类，阶级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大了。上层阶级……不再被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所削弱。”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成员必须以精英阶层的标准来评判自己，而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性格、经验、常识和毅力往往与基于考试的智力同等重要——来评判自己。如果没有适当的学位、专业资格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统治者认可的观点，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无价值的——或者就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一群可悲之人”(deplorables)，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帮助终结了她的政治生涯。

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的《绝望至死》(Deaths of Despair)一书中，详细指出了这种现实对白人工人阶级男子造成的打击。遭人轻视可能和贫穷一样致命，在等级制度中地位低下会产生压力和焦虑，以至于体内分泌破坏免疫系统的皮质醇（cortisol，有“压力荷尔蒙”之称——译者注）。由于得不到尊重，且跟不上自己国家不断变化的文化，一些白人工人阶级开始觉得自己像是“本土异邦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借用社会学家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关于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南方崛起的着作的书名。

这些人被他们的左翼传统拥护者抛弃，是过去几十年可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之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派为例。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号称宣称有能力“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但他担任美国总统时推出的许多举措都是由技术官僚制定的，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像算法，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他们制定的贸易协议使美国锈带（rust belt，指衰落的老工业地带——译者注）部分地区空心化；他们出台的税收和金融政策有利于那些靠投资（而不是劳动所得）生活的人群。

结果就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川普是世袭精英的产物，若没有家族的财富，他本来会一事无成。在2016年初选获胜后，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我爱这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

正如古德哈特所言，川普之所以能够获胜，部分原因在于他避免使用克林顿夫妇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所青睐的那种惯常的高谈阔论和往往不接地气的技术官僚政策语言，而是诉诸直觉，刻意点出痛苦的真相：政坛右翼和左翼的精英都倾向于看不起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桑德尔写道：“文凭主义是最后一种被人接受的偏见。”他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英国、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抱有的偏见，要大于他们对其他不受青睐的群体所抱有的偏见。

大学学历不会让你拥有同理心，但它理应保证你找到一份好工作。注重市场作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观念是，教育可以改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工人和国家的生产力，这一观念深受精英社会的推崇。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在精彩而详尽的《精英体制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Meritocracy)中，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他分析了民主与精英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随着教育“军备竞赛”处于精英体制的核心，如今就连大学学位对你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每个人都需要高学历、不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否要求高学历的观念，导致护理之类的工作变得过于职业化。

然而，正如古德哈特所指出的，这既没有改善结果，也没有提高工作满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职业化减少了花费在护理等社会地位较低（应该指出，传统上由女性完成）的工作上的时间，却增加了官僚程序的数量。古德哈特补充称，近年来，在高水平的知识工作者在工作中享有更多自主权的同时，那些从事常规或半常规工作的人所享有的自主权大幅减少。这也会增加精神压力——想想优步(Uber)司机和星巴克(Starbucks)的咖啡师吧，他们的工作日程要由基于算法的调度软件来安排。

在社会层面上，教育的增加并没有真正减少社会的不平等，部分原因在于最有条件利用这些教育资源的人，往往已经属于富人和特权阶层。桑德尔指出，在美国，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学生在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1400分以上成绩的几率为五分之一。而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学生，这个几率仅为50分之一。

在英国，财富和考试成绩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联。曼德勒指出，荷兰和瑞典等国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得比英国好得多，不是因为他们扩大了教育，而是因为他们利用财富再分配政策来缩小阶级差距。

在美国，现已高达2万亿美元的学生债务的沉重负担，本身就已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大阻力。学生们艰难地进入合适的大学，然后边上学边兼职甚至全职工作，努力为这段教育买单，这让他们更难取得好成绩，增加了他们辍学、到头来比开始时更糟的几率。事实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认为，学生贷款抑制消费的影响是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中长期挑战之一。

即使对那些不需要担心成本的精英们来说，在“仓鼠转轮”上不停奔跑的人生也是压抑的。桑德尔的书中引用了一位哈佛招生人员的话，此人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努力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以取得高分的人，最终会成为“某种令人困惑的终身新兵训练营中的茫然幸存者”。虽然这篇文章被发布在招生网站上，但它显然没有阻止那些渴望获得常青藤联盟金戒指的奋斗者。

然而这些作者都推测，我们可能处于精英体制招致反抗的起点。随着人工智能完成更多脑力工作，市场力量可能会青睐用心和用手的工作。古德哈特建议在建筑环境和医疗保健领域进行公共投资——这是对用心和用手的工作的又一个提振。桑德尔认为，我们的赢者通吃自由市场体系也需要改革。

这一观点可能是促使年轻的白人精英们与有色人种一起游行、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部分动机。他们在抗议不公正。但他们也在抗议一个让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奖励越来越小的高层小圈子的制度。难怪有迹象表明，千禧一代开始唾弃学历和赚钱能力，而宁愿拥有更多的个人时间。

没有人会主张回到世袭阶级制度。但精英体制必须与时俱进。迈克尔•扬曾在他1958年的着作中预言，精英体制下精英们的傲慢最终会引发一场政治反抗，导致他们的垮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或者是我们将要面对的局面？无论11月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或英国退欧的最终结局如何，听取扬的建议都是明智的。他写道，如果人们的价值取决于他们的厚道、勇气、想象力和敏感性，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智力、教育、职业和权力，那么就不会有阶级。“这样每个人都会拥有平等的机会。他们不需要去反抗一个依据数学衡量方法治理的世界，而是发展自己的独特能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许在某个后精英统治的世界里，这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