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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可能再有“基辛格”

www.creaders.net | 2024-09-04 19:30:11  上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邓聿文: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上周对北京的访问,外界有一种说法把他此访比作当年基辛格密访北京,后者1971年绕过美国国务院,秘密访问了中国,达成中美复交,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 苏氏此访也被美国一些舆论称之为“基辛格式”的访问,意在为拜登访华同中方协调。

在我看来,苏利文访华和基辛格访华唯一的相同点是两人的职务,即便他此行真的是为拜登访华铺路,也肯定不能和基辛格的秘密访问相提并论,美国也不可能再出一个基辛格。

当年基辛格密访北京,首要任务并不是来协商尼克松访华之事,而是和中国联手,收拾苏联,为此来听取中方意见的。 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再加上当时美国国务院系统像今天一样,以反共为政治正确,因此秘密外交这个使命,不太可能交由国务卿或国务院某位官员,这样极可能走漏风声,导致和中国联手反苏这个大战略无法达成。 而从保密性来说,国安助理相对容易进行秘密外交。

现如今中美关系遇阻,但两国的外交渠道大体还是通畅的。 虽然这不表示就没必要使用秘密外交,比如苏利文此前和王毅在第三国见过三次面,每次会谈都长达10多个小时,名曰两国的战略沟通,在消息公布前外界也一无所知,就此而言,亦算是秘密外交,然而,其意义根本是不能和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相比的,即使形式上也有诸多不同。 基辛格对北京的秘访全球都蒙在鼓里,根本预料不到,沙、王的秘密会谈,尤其第一次,外界虽也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料到,但知道两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总会见面的。

这次苏利文到北京,虽在外界预期之外,然而从事后公布的会谈内容看,不过是重复之前两人谈论的议题,尤其是管控两国分歧,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它不是美国战略的改变。 是否有没公布的秘密内容,比如双方达成了拜登访华的共识? 也许有,然而,即使拜登能够访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最多弥补拜登四年总统任期没有踏上中国土地的遗憾,成就的是拜登的外交遗产,对美中关系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因此,无论如何,这次苏利文的访华,算不上“基辛格式”的密访。 而在当今美国,也不可能再出一个基辛格式的政治人物。 对此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当下的时代大环境,和当年基辛格访华的背景完全不同。 那时是美国需要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但如今恰好相反,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战略界曾一度有联俄反中的想法,传言正是基辛格本人,在川普上台后拜访他时,向后者这样建议。 也许基辛格想重演一次他过去开创的历史,川普也对普京和俄罗斯颇有好感,但是他还是未能接受基辛格的意见,让它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 不是川普不想联俄反中,而是在华盛顿遇到的阻力实在太大,他推不动。

作为地缘政治的玩家,华盛顿继承了英国的均势和离岸平衡的外交思想。 按道理,联俄反中的战略是不难推动的。 而之所以不能成为华盛顿的决策,原因在于,华盛顿的外交也必须服从美国政治正确的需要,也即美国当今的外交掺杂了很强的意识形态因素。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被美国划为和北京一样的“威权专制”国家,彼时俄罗斯又出兵从乌克兰手里抢夺克里米亚,再加上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在美国也就掀起了一场反俄浪潮,连川普都被民主党攻击有通俄嫌疑,以致不得不对俄示强。 这就错过了联俄共同对付中国的好时机。 等到拜登上任,民主党和拜登本人本来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印象就不好,在俄入侵乌之后,被划为“邪恶轴心”,成了民主世界最大且即刻的现实威胁,华盛顿也就根本不可能考虑联俄反中的问题。 连极力鼓吹这一思想的米尔斯海默后来也有所调整。

二是,美国新生代的战略学者和对华学者,也普遍丧失了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好感,主张和中国进行战略对抗,即使那些认为应该和中国再接触的外交学者,也对中国的共产体制和习近平的专政持一种厌恶心态。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行过麦卡锡主义,迫害那些曾经和红色中国有过接触打过交道,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学者,让美国学界对中国噤若寒蝉。 可这只是封出了学者的嘴,并不能使他们改变原来对中国应有的情感,只不过让他们把这种情感隐藏了起来。 老一辈的美国的中国学者中,很多在中国渡过了一个长阶段,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和政治,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人,他们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投入了很深的情感。 像费正清、傅高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些学者在基辛格访华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后,成为美国改善对中关系的重要推手,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期。

但如今,美国的对华学术圈状况完全改变,老一辈的拥抱熊猫派纷纷故去,退出历史舞台,即使还在世的,也已经被边缘化。 新一代起来的对华学者,虽然人数规模要比过去多,但普遍不像老一代学者那样,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有着第一手的资料和现场感,他们的中文也许说得不错,但很多都是从报道和互联网得来的,当然也就缺乏老一代学者那样的对华情感。 这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理智,但另一方面也缺乏同理心,更易接受舆论的看法,从竞争的角度理解和研究美中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改变,为美国的中国学者转变对中态度、情感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政权变得越来越极权,连曾经的一些知华派,如沈大伟、罗奇等也不得不转向,批评中国。 如今,美国的对华学术圈,熊猫派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屠龙派,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者占多数。 这种对中国态度和情感的集体转变,当然也会影响到政治人物,比如,前不久成为哈里斯竞选搭档的沃尔滋,是美国政治人物中少有的对中国还怀有某种好感的人,但是对中共也照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主张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可以说,美国政坛不会再出现“基辛格”,这正是美中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一个写照和象征。 事实上,如果基辛格本人在世,他也不可能再成为“基辛格”。 下一个基辛格的出现,也许是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事。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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