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战火没有熄火的迹象，白宫经济顾伟库德洛（Larry Kudlow）10月31日称，特朗普总统还没有决定好是否要加大对中国产品的征税，如果与中国进行有希望的政策讨论之后，可能会撤回某些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10月30日称自己期待与中国达成“伟大的协议”，但他也警告称，如果没有达成他想要的协议，将会对中国更多产品征税。
美国方面透露出来的意思仍是：如果中美达不成协议，美国继续加税。贸易战打到现在，不少舆论在分析这场战争背后的原因、反思中国的做法。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被曝光的一席言论成为热点。
邓朴方9月16日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称“我们应当剥去表面寻找真理，头脑保持清醒，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适时着眼处理中国自己的事情”。
这些表态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尤其是在贸易战的氛围之下，有不少言论认为正是中国过早放弃韬光养晦才会被美国盯上。
有关“韬光养晦”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邓朴方出面表态是不是在批判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是不是暗示中共内部掀起了一场有关这一话题的大讨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之间的关系？
因势而变我们今天来看“韬光养晦”不能只看这个词，还要完整来看，具体表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外界之所以会对“韬光养晦”有各种质疑，原因在于只关注了这个词本身，没有从整体来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忽略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个词之间的辩证关系。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背后是要根据“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将中国外交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是要求中国“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时囿于冷战结束、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的重心是国内的发展，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国外交也延续了收敛锋芒的风格，在国际社会热点话题上选择了克制，甚少提自己在这些议题上的“模式”或者“道路”。
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变强的同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这样的现实在推动或者要求中国在地区或者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亚投行，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证明。“韬光养晦”是要求中国不要做与自己力量不相称的事情，当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就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就要大胆去为，也就变成了“有所作为”“积极有为”。
侧重点有别
中国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上并不是一边倒地采取前者或者后者。目前来看，中国并非完全抛弃了“韬光养晦”，也不是事事都是“有所作为”“积极有为”。在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过程中，中国仍然强调维护二战秩序。中国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同时仍采取了谨慎、小心翼翼维持平衡的姿态。
往前来看，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不要学苏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是要求中国积蓄能量，低调做事，同时要求中国与各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到了江胡时期，中国韬光养晦时也有积极有为的一面，比如主导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
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着力点放在韬光养晦上相比，习近平时期更为强调“积极有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战略，在不同的领导人身上有了不同的体现。
再放到对待他国的态度上，中国也是该“韬光养晦”的就“韬”，该“积极有为”的就“为”。在应对贸易战时，中国强硬反击美国并称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同时，北京多次强调与美国谈判的大门敞开，中国无意取代美国。
在对待俄罗斯态度上，中国愿意让俄罗斯出头，习近平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台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支持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中国让俄罗斯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等。
对待欧洲，中国强调欧洲是“世界和平繁荣的重要一级”，同时，中国对欧洲加大攻势，希望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面前有避锋芒、不抢风头的时候，也有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
矛盾体并不“矛盾”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个词被放在一个整体里，表面看是以一个矛盾体存在，要求中国既要“韬”又要“为”，深层次来看，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重点和次要。
当中国认为“韬光养晦”为“主要矛盾”时，“积极有为”就可以作为“次要矛盾”来存在，而随着形势或者局势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地位也会出现调整，“次要矛盾”也可以变为“主要矛盾”。
所谓“因时而动、因地制宜”，简单的8个字体现了灵活性，“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要求中国外交不能陷入僵化思维，固守固然重要，当事态已经变化时再固守明显就是不明智的选择了。
邓小平1992年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说法，20多年过去，国际局势经过了多轮的变化，时至今日，北京在应对外部局势时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和策略，它仍有指导意义在于它将战略和策略、短期和长期都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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