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出版界：政治正确正在如何绑架文艺创作？

导读：近年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西方左翼也展开了回击——不管是“Metoo” 还是“黑命攸关”，争取平权的“政治正确”大行其道。但随着“政治正确”的过激化，知识分子担心“封杀文化”可能压制文艺创作的自由。

　　曾几何时，具有冒犯性和挑战社会禁忌是现代文艺的标志之一。为了书写人性的灰暗，批判社会现实，许多著名的现代文艺作品都曾挑战过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这也拓宽了文艺领域书写题材的自由。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的“政治正确”的道德红线越来越紧，西方的文艺作品开始出现保守化的倾向。

　　在西方，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西方的左翼以加强“政治正确”展开了反击。但随着“政治正确”的过激化和扩大化，“政治正确”本身变成了争议的焦点。关于“政治正确”的争论，已经发酵了好几年了。支持“政治正确”的一方认为，“政治正确”的出发点在于促进社会社会平等。以川普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崛起后，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这严重威胁到曾经作为社会共识的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为了捍卫几百年来民权运动和性别平等运动所争取下来的遗产，“政治正确”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能打击不正确的极端言论，深刻地揭露出社会上所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还有利于规范社会的道德。

　　另一方面，许多批评家也批判“政治正确”可能会矫枉过正。其导致的“封杀文化”在实质上压制了言论自由，变成了一场“猎巫行动”。对于向往自由的艺术创作者来说，“政治正确”所包含的种种道德主义原则，无疑是一把给艺术家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那么，“政治正确”真的矫枉过正了吗？面对形同“审查”一般的“政治正确”，艺术创作者该如何创作？艺术作品该承担多少反映社会问题的功能吗？是否符合“政治正确”该成为评判艺术好坏的标准吗？艺术创作的自由与展现价值取向相矛盾吗？

“政治正确”下的出版社编辑：从质量把关人变成了道德守门人

　　进入近现代以来，文艺作品经常与社会思潮呈现出“共舞”的姿态。在进入20世纪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合流，在20世纪的西方形成了一股摆脱桎梏、反对旧道德、文艺“大解放”的洪流。除了文艺形式上的创新以外，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不断地在拓宽艺术创作的取材领域——潜意识、记忆、性欲、怪癖……艺术家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社会的道德禁忌，将艺术的尺度开拓得越来越宽。

　　20世纪20年代，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有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写，曾被多国禁止发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曾因包含手淫的描写而被英美遭禁，但这都不影响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因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也曾在多国遭禁。这本书被批判为一部反道德的色情小说。纳博科夫本人对道德歧视问题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当时所有人的焦点都在这本书道德争议上，这不仅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反而让《洛丽塔》风靡全球，进而衍生出许多相关的亚文化。

纳博科夫

　　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席卷欧美，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批判虚伪的中产阶级道德成为了文艺创作的潮流。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那样的无因反叛、崇尚自由，成为当时西方的社会现象。这场百无禁忌的文化革命，几乎涉及所有文化领域——垮掉派在文学上的造诣、欧洲电影新浪潮冲击美国电影，电影审查法典《海斯法典》名存实亡、摇滚乐登上历史舞台……那些年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化作品的面貌。在青年革命的带领下，文艺作品朝着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方向在逐步前进。

　　不过，近年来西方对“政治正确”的强调似乎扭转了这种势头。“政治正确”不仅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生活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文艺作品中的内容甚至也要尊重“政治正确”的规范。

　　2017年，青春小说《美国之心》（American Heart）遭到网友批评。有网友认为，书中穆斯林女孩的形象是通过白人主人公的视角建立起来的，这种视角是有问题的。文学杂志《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曾高度赞扬这本小说，在网友的压力下，《柯克斯书评》不得不刊文撤销了他们之前的赞扬。

　　在这个事件之后，许多美国青春小说作家都临时取消自己新著作的出版。因为他们都承认，自己并不属于少数族裔，而他们在书中描绘了许多少数族裔的人物，这是非常不妥的。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青春小说的读者群包含着许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似乎理应受到更多的保护。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许多作者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都真诚地想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由于“政治正确”的禁锢，读者变得越来越敏感，许多本不应该被视为具有“冒犯性”的内描写都变得十分具有“冒犯性”。因为作家不是少数族裔，这似乎意味着他们所写的少数族裔的生活都是刻板印象，这会教坏未成年人。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网民们喜欢拿着“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对作品内容开始道德审查——网民们仿佛认为所有读者都是不懂事、毫无是非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他们极为害怕一些“错误的”内容会荼毒读者。

　　2020年，美国作家珍妮·康明斯（Jeine Cummins）写了一本小说《美国尘埃》（American Dirt），讲述的是关于一名墨西哥妇女带着她的儿子逃难到美国的故事。这本书在美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十分“政治正确”，反映了美国文化左翼非常关心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问题，许多文化人和媒体人都对此书赞不绝口，美国墨西哥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盛赞该书：“这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伟大小说，还是一本属于拉美的伟大小说，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伟大小说。”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也将这本书选为奥普拉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但是，社会活动家米亚·古尔巴（Myriam Gurba）却在网上严厉批评这本书。她认为，这本书是“虚假的标榜社会正义的文学”。她说，当她看到那么多名人强烈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她都气炸了——因为珍妮·康明斯是一位有着波多黎各血统背景的美国白人，她不该写不属于自己文化认同群体的小说。

　　作家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在《纽约时报》撰文道，她自己也不是适合评论这本书的人，因为她和作者都不是墨西哥移民。她说，“在当代文学界，人们对写非自己族裔题材的写作有着非常严重却合理的敏感度。”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无视被殖民者的伤痕，这是一种文化盗窃。

　　很快，有142位作家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珍妮·康明斯想象力不佳，根本不了解墨西哥移民，他们恳求奥普拉撤销这本书入选她的读书会书目，并称“这本书可能会造成伤害”。这本书从支持平权的“政治正确”典范作品，一下子被打成了政治最不正确的文化盗窃作品。

美墨边境墙

　　且不说作品里有多少对少数族裔的凝视和刻板印象，也不说若作者的身份墨西哥裔，同样的文本会不会被认为是刻板印象。作者身为白人的原罪似乎就足以让她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真心支持左翼议程也被左翼“打入冷宫”。南加州大学英语系教授、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认为，作家们应该将他们的写作定位为干预现实的武器。他曾在2020年12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当代文学的唯一目标就是“让白人感到不安，揭示殖民主义的遗产，并通过批判来改变这一切”。在充满政治性的文学创作当中，迎合“政治正确”本身就存在着触犯“政治正确”的危险。

　　这种思维方式不限于作家和评论家。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编辑，开始紧张地评估他们手中的选题和作品。如今，美国出版社编辑从作品质量的把关人变成了道德的守门人。有些出版社专门雇佣一些“政治敏感”的编辑来保护自己，这些编辑会专门审查即将出版的作品中那些可能会令人反感的部分。

　　写过无数小说和剧本的布鲁斯·瓦格纳（Bruce Wagner）说，他最新的小说因为“有问题的语言”而被编辑要求修改——他书中的女主人公体重500磅，却认为自己胖。瓦格纳只好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新书《漫威宇宙：起源故事》（The Marvel Universe: Origin Stories）。

　　相比上面的例子，大家或许更熟悉伍迪·艾伦自传《凭空而来》（Apropos of Nothing）在“Metoo”时代的曲折出版史。2020年3月，这本书本该由阿歇特出版集团出版。但是，由于伍迪·艾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深陷性侵养女的丑闻，随着“Metoo”运动的爆发被旧事重提，伍迪·艾伦再次陷入被封杀的困境——演艺圈的演员们纷纷跟他决裂，电影事业不知还能否继续，连阿歇特出版集团的员工都抗议他回忆录的出版。很快，阿歇特出版集团宣布放弃出版这本书，并将版权归还给作者。后来，伍迪·艾伦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伍迪·艾伦

　　甚至，有些出版社还对已出版过的图书进行了审查。苏斯博士是二十世纪卓越的儿童文学家、教育学家。他一生创作的48种精彩教育绘本，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著名早期教育作品，曾获美国图画书最高荣誉凯迪克大奖和普利策特殊贡献奖。他的作品，还是美国教育部指定的儿童重要阅读辅导读物。但是，他的书也逃不过“政治正确”的审查。近日，出版苏斯博士的出版社表示，由于种族刻板印象的存在，苏斯博士有六本书将不再出版。《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罗恩·查尔斯（Ron Charles）对此表示赞成。很快，eBay下架了这六本书，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也表示将会暂停出借这六本书。

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开放社会的新敌人？

　　长久以来，大家一直都认为，宽容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一个好的社会，是能够宽容不同的思想、包容不同的意见的。这也是这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左翼进步派一直在做的事——通过不断挑战社会的禁忌，以保持社会的开放，促进社会的平等。在他们眼里，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才会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艺术作品“淫秽”、“渎神”、“有伤风化”、“败坏”、“堕落”、“不健康”。

　　在西方，成为主流了的进步派经常抨击保守派假借道德的名义限制自由，对待成年人仿佛像对待孩子一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曾说：“自由主义政府将公民视为负责人的成年人，而极权主义政府则不是这样。”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公民都有自己拥有独立判断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并会尊重他们发言的权力，允许信息的自由流通，这都是西方民主制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艺术作品的主要功用并不是道德教化——家长制才会将艺术视为教化，这就像教育未成年人一样，可不能让他们受到不好的影响。

　　由此，西方的进步派一直致力于捍卫创作的自由。1988年，萨尔曼·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出版，该书立即引起巨大争议。许多穆斯林谴责该书污蔑和攻击伊斯兰教的信仰，萨尔曼·拉什迪还因此遭到伊朗穆斯林最高领袖霍梅尼下达的500万美元悬赏追杀令。西方各界纷纷表示支持拉什迪。2015年，法国的《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许多西方进步派网友也自发性地发起“我是查理”的运动，以表达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

　　但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进步派也成了道德审查官。他们不仅封杀对手，还封杀与自己观点不尽相同的队友。《哈利·波特》在出版时曾遭到一些右翼团体焚书，因为他们认为这本书宣扬巫术，有违基督教教义。而如今，因为作者J·K·罗琳在跨性别问题上认为“没有月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引发了《哈利·波特》粉丝的集体抵制。

J·K·罗琳

　　J·K·罗琳是女权主义者，更是进步派当中的一员。但是，因为大家在跨性别上的意见不合，网友们仿佛将她视为邪恶的右翼势力进行网络暴力，愤怒的情绪溢满了屏幕，许多读者拍了烧《哈利·波特》的视频。许多明星都出来“站队”，跟罗琳划清界限。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黑命攸关”的运动当中。那时，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因为涉嫌种族歧视曾被短暂下架。此外，一场推倒历史人物雕像运动更是轰轰烈烈——遭殃的包括哥伦布、美国同盟军将领、西奥多·罗斯福、尤利西斯·S·格兰特等人雕像……许多人质疑，推倒雕像，下架影视，除了宣泄愤怒，对社会不平等到底有什么用？正视历史不是更好吗？

　　在2020年7月，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知识分子在《哈泼斯》杂志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抗议活动的极端化。他们认为，若这样下去“取消文化”会成为一种新的审查制度。随后不久，《The Objective》发布了一封“反《哈泼斯》”的公开信，这封信指责这些知识分子不理解民众所受的不公。这一来一回的交锋，就呈现出当下西方进步派内部的严重分裂——左翼精英知识分子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们的分裂。

　　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体现在右翼上，左翼也相应地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影子。普利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认为，民粹主义者认为自己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在根本上，民粹主义者是反自由的，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他们将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民粹主义者还喜欢把反对自己的人扣上“外来势力”的帽子，这些人必须被禁声、被抵制或名誉扫地。为了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我们要必须直面这个时代特有的冲突——这不是“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和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

《什么是民粹主义？》，[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钱静远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在书里，扬-维尔纳·米勒批判的是以川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其实左翼民粹主义也有类似的特征：大家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作为正义的化身进行批判、他们认为意见之间的分歧是善恶之间的斗争，还认为自己是真正受害者的代表、不同意见者应该遭受“封杀”……过于极端化的“政治正确”，似乎已经滑向民粹主义——对异议者的网络暴力、“封杀文化”、网民的道德绑架、相关人士要表态站队、对某些道德原则教条化的执行、“通俄门”的调查……

　　文艺作品成为了这场运动无辜的受害者。其实，我们不该期望文艺作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也不该让文艺作品都变成社会批判的样板戏——许多人批评近年来的在各大电影节以及奥斯卡获奖的电影变得越来越“八股”：大多数获奖影片都描绘了少数族裔、女性或穷人在社会上遇到的困境，并控诉了这个不公正的社会。这些电影的社会关怀，大大超过了其艺术性。有时候，由于“政治正确”的电影（即使其艺术性十分平庸）是各种奖项的香饽饽，这会引起其他导演的跟风，使得这类作品滥觞于电影市场。

“黑命攸关（黑命贵）”运动

　　带有这种新的道德主义眼光的人，还会挑经典作品里的刺；这些道德主义者们，很容易无视各种作品创作时的历史语境。《乱世佳人》被下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美国的四位教育家——特里西娅·埃巴维亚（Tricia Ebarvia）、洛雷娜·格曼（LorenaGermán）、金·帕克（Kim Parker）和朱莉娅·托雷斯（Julia Torres）——创立了#DisruptTexts ，这是一个在推特上的聊天标签，也是一个网站。他们呼吁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在这个话题上用“政治正确”的标尺反思自己所教的经典课文。比如，他们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着白人男性的凝视，莎士比亚戏剧中存在着很多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

　　用当下的“政治正确”去批判经典作品并没有问题。但文艺作品的质量并不是由它是否完全符合“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教育的过程，假如因一些经典作品不符合“政治正确”就不给予重视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态度。仅用符合“政治正确”与否去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本身就是非常幼稚的行为。在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葬礼上，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安德鲁·所罗门说，现在的批评家更喜欢“托尼·莫里森、钦努阿·阿契贝等非白人作家的作品，而觉得那些将哈特·克莱恩、沃尔特·惠特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托尼·库什纳的作品奉为圭臬的批判家无视LGBT的权益，这种观点极其幼稚的”。

　　而且，用当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本身并不公平。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罗蒂等哲学家因曾发表过反犹言论就全盘否定他们的思想贡献一样。2017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会，曾呼吁不再学习以柏拉图和康德等白人哲学家为主的思想史课程体系。对此，许多哲学家对此给予了批评，有些报纸还称这些学生为“PC Snowflake”，即过度追求“政治正确”的温室花朵。

　　“政治正确”背后所蕴含的平等思想并没有问题——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这些问题都是亟需解决的当代社会问题。但是，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很容易变得扩大化和过激化。过于极端的“政治正确”运动，很容易将本该可以团结的温和进步派盟友推开，让社会走向另一种压抑。这也不利于美国社会撕裂的愈合。更重要的是，若“政治正确”过激化，文艺或许会变成其中最大的牺牲品。毕竟，文艺是需要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