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核武專家“叛逃”美國 怕民進黨？

　　綜合台媒報道，曾任台灣“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於1988年1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安排下出境到達美國，29年後的今天（1月9日），他通過越洋視頻首度公開亮相，提到兩個當年美國人會找上他的原因，以及為何當年辭職信寫下離開的原因之一是民進黨。張憲義表示，當初離開台灣，是擔心政治野心人士利用核武，沒辦法造福台灣老百姓，會造成安全威脅。他還稱，願意露面，並不是要為自己平反。

　　1988年1月，張憲義上校棄職潛赴美國，美方隨即會同國際原能總署，前往台灣核研所拆除重要設施，致使台灣研發核武的計劃終止。28年後，張憲義在美國接受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儀深的訪問，詳細敘述當初的心路歷程，專書《核彈！間諜？CIA》由台灣遠足文化出版，1月9日在台灣舉行新書發布會。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張憲義大學畢業後，1967年到1988年參與台灣島內核武器研發工作。為何被CIA看上？張憲義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與“前中科院長”唐君鉑的關係，唐君鉑是他的恩師；二是1979年12月“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EdwardTeller）訪問核研所時，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問：氫彈從核分裂彈引發出來，這過程中有沒有不為人知的穩定程序在裡面。他說，當時泰勒驚訝地看着他，並稱就算有也不能講。時任核研所長錢積彭，事後也沒有責怪他的大膽提問。

　　張憲義認為，自己應該就是從那時起被列入美國黑名單，1988年事件的震撼力應該不比北韓核試驗來得差。他稱，負面來看，核武研發在台灣終止了，正面來看，台灣核武研發的製作能力得到國際間高度評價。

　　採訪者陳儀深在書中介紹，根據軍方報告，張憲義出走時留在辦公室內的辭職信內列出五項理由，前四項都是對服務單位的不滿，第五項就是“民進黨”。據“中央社”稱，這次張憲義接受訪問時坦言，他對自己感到驚訝，當初為什麼會把民進黨寫在裡面；當時他擔心的不是民進黨，是擔心政治野心人士，包括軍事強人在內；什麼黨都無所謂，他在意的是政治野心人士的利用，沒辦法造福台灣老百姓，會造成安全威脅，前“總統”李登輝或前“參謀總長”郝柏村的名字都沒有在他腦內，只有政治野心人士在他腦內。當時民進黨已經成立並崛起，他也擔心未來民進黨如果執政，卻因擁有核武而採取冒進策略，將危及台灣安全。

　　“台美雙贏，何來‘叛國’？”

　　對於被批評“叛國”，張憲義非常介意，強調自己沒有違反蔣經國“不製造核武”的政策號召，自己最多背叛的只是老長官郝柏村的企圖心，因為如果台灣真的實現核武，可能給大陸犯台製造藉口。

　　張憲義透露，雖然蔣經國公開宣稱過“‘中華民國’有能力製造核武，但不製造”，不過1986年郝柏村巡視核研所時，對所方報告“可在3-6個月內完成核彈”表示肯定。張憲義稱，從郝柏村與核研所人員的角度看來，認為這些都只是精進“國軍”戰力，並沒有違反蔣蔣經國的指示，但對美方而言，卻是踩到紅線。

　　陳儀深表示，“評價方面，除了建議讀者設身處地回到受訪者的時空，也共同來思索今日和未來台灣的需求。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際，掌握軍權的主要是‘參謀總長’同時兼任‘中科院’院長的郝柏村，誰能預知李登輝接班順利並開啟台灣民主化契機？ 所以在那前景不明的時刻，張憲義認為，他接受美國CIA的要求和安排而出逃，阻止台灣核武的進一步發展，等於幫李登輝移走一顆燙手山芋，結果應是‘台美雙贏’，並沒有背叛‘國家’或台灣人民的利益，頂多只能說背叛他的上司郝柏村。這樣的角度至少得到我的尊重。”

　　台灣不能放棄核能科技研發

　　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台灣有沒有與以色列、南非合作發展核武？張憲義回答，台方的確與南非、以色列有往來，但雙方間有沒有具體的核武研發計劃，自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另有記者問，台灣應不應該有核武？張憲義反問稱，“有核武”的定義是什麼？是有這個潛力，還是製造出來可以試爆的？以色列是個好例子，它確實有核武，但沒有經過試爆，因為以色列的工業已經到了那個水平，是水到渠成的東西，“威脅性比有一個彈頭擺在飛彈上更大”。

　　張憲義到美國後，繼續從事核能研究。在陳水扁停建“核四”（註：第四核能發電廠，位於台灣新北市貢寮區）時，他曾寫信給“總統府”表達反對，也強調具備核子實力，是一種保護安全的威嚇籌碼。不過在2011年日本福島事故後，張憲義的看法趨於保守，他認為台灣面積太小，一旦發生核災還是難以承受，如果國土有日本般大小，就有本錢走核電路線。

　　但即便如此，張憲義仍然認為，即使不用核電，台灣也不能放棄核子科技研發。他認為，台灣的反核人士，往往過度極端，把核能醜化到是萬惡不赦，連和平用途都一概反對，不能以理性態度看待核能的優點與缺點，他認為十分不妥當。

　　兩蔣研究核武絕非“玉碎”

　　當初曾在核研所服務、也是軍方公費送到美國攻讀核工的賀立維也出席了當天新書發表會，他近年來支持台灣反核運動。

　　賀立維認為，張憲義當年是一位陸軍上校軍官，是一個核武研發任務的執行者，但是“國家”要不要發展核武，是“三軍統帥”的決定；張憲義的行為是替當年的“最高統帥”做了一個決定，導致台灣核武研發的成就瞬時毀滅。

　　他還稱，自己很好奇這本書出版後美方的看法如何，張憲義現在是美國公民，自然要遵守美國的遊戲規則；應該是得到CIA的默許才可能這麼做，書中內容自然也不可能踰越CIA的“紅線”。

　　賀立維表示，既然這件事已被公開在檯面上了，台灣方面的態度又是如何，尤其是“國防”等單位，是將這一段歷史列入檔案？還是列入對國軍官兵心理建設的教材？它對現有“國軍”官兵的士氣影響又如何？若有官兵好奇問長官對這件事的評論，長官們是否有一致且妥適的說法？相信目前“國防”武器研發的相關單位與科技人員，可能也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賀立維還稱，留學期間中情局就和自己接觸，對方甚至以美女相誘。不過，張憲義成，自己從未碰到如此情況，中情局對於在美國攻讀核工等敏感科技的學生，通過各大學與教授就能有所掌握。何況留學生回國之後發展情況不一，不必急於立刻布線，例如自己是到1982年才與中情局接頭，1984年中情局對他進行測謊，然後才視為自己人。

　　另外賀立維認為，當初兩蔣研發核武科技，但缺乏投射核彈的載具，是為一旦大陸攻下台灣時用來“玉碎”同歸於盡。張憲義對此非常不認同，他表示“中科院”成立時設立三個研究所，第一所是核能，第二所是飛彈火箭，第三所是電子。其中核彈的投射載具，就是二所的責任。雖然“天馬導彈”受限於美方壓力無法完成，但是研發核彈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炸自己，這種看法不但沒有常識，更是羞辱參與核能研究者的良心，“難道一定要具備投射能力才能夠造核武嗎？難道我們有能力，就一定要把核彈製造出來？”

　　張憲義稱，之所以會有“玉碎計劃”的誤解，是因為有一年，位於龍潭的“陸軍司令部”（當時稱“陸軍總司令部”），要與“原子能委員會”、核電廠與當地醫院，舉行擴大的核生化防護演習，地點在員樹林（核研所所在地）。一般演習都要模擬災害發生的情景，為讓各單位知道災害的範圍，因此便向“中科院”要求核生化、原子彈爆炸威力仿真的數據，以設定演習目標。核研所便以龍潭地區地圖為底圖，提供計算後的威力圖，讓他們了解核爆的威力、範圍、影響程度，進而擬定演練計劃。結果卻被人誤解為，如果原子彈送不出去，就要在龍潭自爆。

　　他還透露，除了“天馬導彈”之外，當時還在研發中、尚未升空試飛的IDF戰鬥機，也被考慮作為核彈的載具；曾計劃將核彈小型化，裝入戰機的副油箱內，但如此一來航程不足，因此執行攻擊任務的戰機，機員可能在歸航半途就必須跳傘。

　　新書簡介：

　　1964年大陸完成原子彈試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軍事壓力，蔣介石開始密謀發展核武。蔣介石逝世後，蔣經國繼承遺志，在美國既不鼓勵也不阻止的態度下，台灣逐步實現核武計劃，卻不知不覺地踏入美國的核武紅線。

　　從1960年代開始的核武計劃，台灣積極培養核武人才、秘購研究器材、建設核能設施，到了1980年代末，眼見核武研發即將大功告成。然而，此時台灣政局正面臨蔣經國執政末期的混沌情勢，是否能繼續發展核武的計劃，已來到關鍵時刻。

　　但是，萬萬沒想到，台灣苦心栽培的核子工程人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在1988年1月9日突然舉家離台赴美。隨着張憲義的離去，台灣的核武研發成果遭到美國全面封殺，最後胎死腹中，蔣經國死後的台灣政壇繼而陷入政治紛爭。

　　張憲義赴美後，不僅打亂台灣發展核武的布局，也為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美關係投下一顆震撼彈。

　　事隔三十年，張憲義事件始終籠罩在政治陰謀、台美諜戰的謎團之中。身為頂尖的核工科學家，張憲義是否真是美國安排潛伏在台灣的“間諜”？張憲義是否帶走台灣最高機密的核武研發資料，並泄漏給美國政府？

　　本書是張憲義離台赴美後，首度接受口述專訪的內容。張憲義親自解密多年來籠罩在他身上的眾多謎團，檢視自己爭議的一生，也以參與台灣發展核武的親身經驗，披露台灣核武事件的真相與他的心路歷程。

　　台灣人，1943年生於海南海口市。中正理工學院1967年班物理系畢業、美國田納西大學核子工程碩士、博士，長期任職於“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1984年升任該所副所長。

　　張憲義是台灣政府培養之一流核子工程人才，也是台灣秘密核武計劃關鍵研發人員。他在1988年1月9日突然離台赴美，美方因而確認台灣發展核武的決心與能力，於是台灣的核武計劃遭到封殺。1990年起，張憲義在美國愛達荷州的國家實驗室繼續從事核能研究，專注於第四代核電廠技術的開發，也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2013年退休。　　（綜合自台灣聯合新聞網、台灣“中央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