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美国是一个能极大影响中国国运的国家。中国民众的生计和财富与之相关联,内心深处也有与之相联的某种牵挂。
筆者:曹辛-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来说具有时代转换的性质,对世界格局态势来说就更难免如此:川普连任,则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将继续,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意识将进一步削弱,世界也会因此进一步走向明哲保身的单边主义;而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则有望回到过去那个自由主义大旗高扬、以天下为念的时代。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关心这样高大上价值观的、美国人的总统选举呢?而且除了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普通民众都陷入其中,有的人甚至比美国人还关心谁当美国总统。
除了媒体的宣传效应和互联网时代的便捷外,事实恐怕只有一个:美国是一个能极大影响中国国运的国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如此,而且今天,中国民众的生计和财富与之相关联;在精神世界里,内心深处也存在着与之相联的某种牵挂。
关心谁当美国总统的两大心理动机
首先是经济因素,生计使然。
美国掌握着当今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掌控着美元这个当今世界最大使用范围的国际货币,这意味着美国对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会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波及这些国家民众的生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开放,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开放。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去年访问俄罗斯时也表示: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四十年,我无法想象两国脱钩的情景,我相信我的朋友川普总统也无法想象。这个观点可谓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二战以后的历史事实显示,一切先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和美国经济相伴而生或者直接搭上美国经济的顺风车的,中国改革开放,走的也是这条路。
同时,在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美经济连为一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不仅涉及中国国家层面的高科技发展和外汇的积累,也直接波及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尤其在中国这样环境的国家。一旦中美经济真的全面脱钩,首先波及的就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民众生活,而这一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准,直接影响中国国内市场的总购买力,这是中国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的前提。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对此有所准备,但压力巨大,因为用计划的国内大循环来化解这一切后遗症,是需要时间的。
经济因素决定了中国官民与美国的紧密联系,而不同的人担任总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因此,什么样的人担任美国总统,和中国的确关联密切。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实际上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所牵连的。
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开始,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美建交至今,中国的历史同样与之密不可分,并波及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反美还是亲美。今天,美国的文化、教育,美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相当普遍地被中国人民所认可。此外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内心深处对美国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期盼,无论是与中国相关,还是与世界的前景关联。
至于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关心外国事务的民族,那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讨论国际事务相对不需要负责任、政治敏感度也相对低,自由度自然就大,还可以顺带满足一下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感。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美国人还要关心谁当总统的强烈心理情节。
美国可以改变中国国运
除了上述心理上的动机外,中国人如此热衷地关心美国总统选举还因为,美国是一个能够改变中国国运的国家。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美国首次改变中国国运是抗日战争。美国的援助不仅对打败日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反抗外敌入侵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国运,也使得中国民众在精神上获得了一次现代军事教育的洗礼,这其中的烙印是刻骨铭心的。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中国的国运同样是和美国相联系的。中国当时奉行的对苏联一边倒、抗美援朝,以及因台湾问题引发的反美国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解之后。同样,当中美建交后,中国无论是安全改善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今天来说,鉴于中美关系自2018年来发展的现实,川普或者拜登中的谁当选总统,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川普的对华政策,在他第一届任内已经为世界目睹。川普的根本问题在于两点:一是强烈的“美国优先”国策,二是他从商业经验的角度,认定中国奉行的是不公平贸易手段,并且他认为这种手段是和中国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相联系的,而中国本身拥有巨大的市场和14亿人口,这对美国是重大威胁。将一、二两点结合起来,他的应对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不中国按照美国和西方公认的方式交易;要不中美各搞各的,脱钩。他非常清楚后者对中国的巨大伤害,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中国改弦更张,否则他就用脱钩的办法让美国少受损失。鉴于他是一个长期在一线商场打拼的商人,职业上的训练使他很难改变他对中国的判断和立场。而且,一旦有机会他还要直截了当地遏制和打压中国,例如他在华为和台湾问题上的行为。这套方法虽然有副作用,但它很难说没有一点效果。
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川普的上述判断是是得到相当数量的美国公众支持的,他的支持率就是证据。同时,这也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虽然川普有和盟友关系不够融洽的问题,从而给中国以机会,但反过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被美国的盟友所绑架,因为已经和美国脱钩,其它国家和集团中国则很难再失去或再输的起,必须有所让步。
这样的人如果连任,对中国的麻烦显而易见。
拜登的情况和川普有所不同。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官僚,他的思想完全是民主党那一套思想:自由主义,以天下为己念。对中国则是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经济共同体和拉盟友的办法应对,同时又要紧抓全球和地区议题,并重视和中国的合作。这一套对中国来说当然会有机会,至少从历史上看,这套办法对中国没有成功过。不知道拜登是否认识到民主党这一套应对对付中国是有缺陷的,但目前没有信息显示,他在未来应对中国时将吸收川普的一些手法,以及吸收多少。除非,他有办法动员盟友对中国搞统一战线。
如此之人担任总统,当然会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和期待。
但无论如何,上述这一切证明:中国目前客观上还不具备成为全球唯一领袖的条件。既如此,做好自己的事,同时和美国处理好关系,特别是要和美国一起建立一套新形势下处理两国关系规范,以指导今后的两国关系,例如笔者一再强调的“新G2”模式。